双城文化二重奏
栏目:视线
作者:吕进  来源:中国艺术报

  川渝文化同源

  中央提出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正在推进,这个经济圈正向着中国经济第四极发展。我是在重庆生活的成都人,从成都的两所名校川西实验小学和成都七中毕业后,到重庆念大学,此后就一直留在重庆了。所以,双城经济圈对于我特别亲切。

  经济与文化密不可分,其实,在文化上,成渝从古及今就是一体化的区域概念。上世纪90年代,重庆再度直辖,但是行政区划的变化,并不能从文化上把川渝截然分开。川菜、川剧、川妹子、川江号子都既属于四川,也属于重庆。重庆两所高校至今也没有改名,仍然叫四川美术学院和四川外国语大学。

  “中国文化一源论”曾经是学术界的共识,黄河流域从来都被认作是中国文化的唯一摇篮。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的考古学和民族学材料证明,中国文化的起源其实是多元的。长江流域(尤其是川渝地区)、珠江流域、燕辽地区、江浙地区都是中国文化的起源地。而黄河流域在古代是九州之中,起到的是重要的凝聚作用,

  川渝文化是由巴文化和蜀文化组成的同源文化,很自然,巴文化和蜀文化就有许多相似之处,具有同质性。最相似的就是,不管成都还是重庆,它的文化既不是典型的东部文化,也不是典型的西部文化。我在外出讲学中总是开玩笑说:“巴蜀文化从来都不是‘东西’。”

  巴蜀文化自古以来就是建立在蛮夷之地的文化。地处偏远,和文化权威、文化新潮若即若离,较少“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带来自由的创造空间和纯净的心理空间;它的边缘性引导出文化的自在性,总能洋溢一分一寸的年轻,放飞自己的文化风格。

  东部文化的前沿性、时尚性,以及同时夹杂而来的浅薄和玄怪,在巴蜀文化这里影响不大。在四川盆地里自娱自乐的巴蜀文化不太追风赶潮,过分先锋的东西在这里的市场总是有限,寿命总是短暂。

  西部文化的边缘性,以及夹杂而来的抱残守缺,在巴蜀文化这里影响同样也不大。巴蜀文化对于外地、外国的东西比较少见但不多怪,并不排斥和歧视。相反,巴蜀文化往往喜欢把玩甚至敬畏异质的“洋”东西,并且从中吸取需要的养分。

  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向度,就构成巴蜀文化“守常求变”的基本品格:稳健的先锋,或者,先锋的稳健。川菜,在稳定的麻辣口味中,又增添着异域的成分,不断推出新派川菜;方言,在保持风趣幽默的西南官话中,又不断纳入新的词汇;川剧在融汇高腔、昆曲、胡琴、弹戏和民间灯戏中形成了自己的传统,但又不停地在唱腔、舞美、灯光等诸多方面吸纳其他剧种的元素。

  同源文化产生的川渝文学艺术,亮点也几乎相同。拥有张大千、蒋兆和、石鲁这样的大师的四川美术底蕴非常深厚。而在重庆,中国画、油画、版画和雕塑全面发展的美术也是领头的艺术,从20世纪50年代的版画《藏族女孩》《蒲公英》到60年代的大型雕塑《收租院》;再到新时期,以罗中立的油画《父亲》为代表的伤痕美术和乡土美术享誉全国。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重庆美术在当代艺术探索中呈现出多元面貌与创新精神。川剧也是川渝的共同光荣,唐代即有“蜀戏冠天下”的说法。四川推出了阳友鹤、陈书舫、周企何这样的川剧前辈艺术家,保存了像《花田写扇》《柳荫记》《秋江》等一大批传统剧目。在重庆,沈铁梅主演的川剧《金子》斩获了当今戏剧的所有大奖,《金子》的成就被戏剧界称为“相当于《茶馆》在话剧中的地位”。至于新诗,更是川渝一体化在全国领先的文学样式。

  在文学领域,四川人、重庆人是交错的。拿作家来说吧,司马相如、陈子昂、李白、苏东坡、杨慎、郭沫若、巴金、李劼人、流沙河、杨牧、张新泉、吉狄马加、阿来的确是四川人,但是“蜀中五老”的马识途、现在四川诗坛领军人之一的梁平却是重庆人。我为《梁平诗歌研究》写序,题目是《梁平:三面手与双城记》,所谓“双城记”就是说诗人梁平是“蓉漂”的重庆崽儿,序言的第一句就是:“梁平人生的地理坐标和我恰好相反,他从重庆去到成都,而我这个成都人却在重庆讨生活。”梁平有部诗集《巴蜀二重奏》,他新近推出的诗集《时间笔记》就是“双城记”的诗歌版。同样,在重庆,吴芳吉、何其芳、方敬、杨吉甫、沙鸥、余薇野、李元胜的确是地道的重庆人,但是邹绛、梁上泉、穆仁、傅天琳却是四川人。重庆近几十年有一部影响较大的小说《红岩》,作者之一的杨益言也是四川武胜人。

  巴出将蜀出相

  在文化上,成都和重庆很难完全划开。但是也有区别。在饮食文化上,蓉渝都喜欢麻辣,其实蓉更喜欢麻,而渝更喜欢辣;蓉爱好喝花茶,渝流行喝沱茶。在语言上,蓉渝虽然都属西南官话,成都话更软,语句更长,女孩说话更嗲;重庆话更硬,语句更短,更直接。有些词语也不同,比如,成都说“加油”,重庆说“雄起”;成都说“不客气”,重庆说“不存在”;成都说“丢人现眼”,重庆话说“脏班子”。成都和重庆的餐厅名称也有区别,一隐一直,成都著名面庄的店名多有文学意味,而重庆的店名就直白得多,什么“眼镜面”“胖妹面”“老太婆摊摊面”之类。

  《华阳国志》说:“巴出将,蜀出相”,从根本上道出了四川文化和重庆文化的细微区别。四川文化有文的品格,柔的品格;重庆文化有武的品格,刚的品格。

  《山海经》说:“西南有巴国”,重庆在远古是巴国。巴国多为穷山恶水,陡山险川。爬坡上坎,逢山开洞,遇江架桥,造就了巴人负重自强、尚武敢为的文化性格。巴人主要靠狩猎生存,和野猪老虎之类搏斗,所以巴人讲义气,耿直“干躁”。

  巴地民风彪悍,巴军能征善战,自古如此。周伐殷,以巴人为冲锋之兵;秦依仗蜀之财富与巴师之劲勇扫荡六合;西汉刘邦用七姓巴人还定三秦;东汉也依仗巴人驱杀西羌,从而解除了西羌对王朝的严重威胁。巴人之善战,被羌人号为“神兵”。横扫欧亚的蒙古铁骑同样被巴人长久阻于合州防线,连号称“上帝之鞭”的大汗蒙哥也死于钓鱼城下。渝籍四川诗人赵晓梦就有一部长诗《钓鱼城》,吟咏这“上帝折鞭处”的故事,吉狄马加和我都为诗集写了序言。

  在这样的背景下,“巴出将”就不奇怪了。巴蔓子、甘宁、秦良玉、刘伯承、聂荣臻等等都是一代名将。

  和重庆相比,四川是一个大平原。蜀文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内陆农业文化。巴靠山,蜀靠水,蜀的肇始、发展,与治水有密切关系,自李冰修都江堰之后蜀地就成为千里沃野的天府之国。《蜀志》说:“沃野千里,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古蜀不仅有以治水着称的农耕文明,而且有发育较早的工业和商业:是世界最早的天然气开采地,是世界雕板印刷术、世界纸币、世界盖碗茶文化的起源地。

  衣食无忧,则文风兴盛,“蜀出相”就是自然的事情了,富庶的生活养成了休闲、安逸、绵软的风气。蜀地多出文人雅士,在文学上,司马相如、陈子昂、李白、杨慎、苏东坡、郭沫若、巴金都青史留名。

  文明求同,文化存异。一个地区总是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性格,它为居民提供心理定位,为地区塑造文化形象。

  当今时代,地区的现代化正在吞食地区的个性化,但是相似性无法满足人们对世界的多样性、多彩性、多元性的向往。纽约成为纽约,除了它的现代化,还因为它的包容的文化品格;伦敦成为伦敦,除了现代化,还因为它的贵族的文化品格;莫斯科成为莫斯科,除了现代化,还因为它的艺术的文化品格。所以,成都文的、柔的文化品格和重庆武的、刚的文化品格,都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在实现成渝共建一体化的经济圈的宏图里,应该保持和发扬光大的。

  川渝是中国新诗圣地

  重庆,素来被称为“中国新诗的重镇”,诗歌界说,“中国诗歌的半个灵魂在重庆”。

  对于重庆的印象,从来见仁见智。记得上世纪80年代,成都著名诗人王尔碑就在文章里写道,重庆有三宝:火锅,长江大桥,中国新诗研究所。这是属于诗人的视角。不过,在繁荣新诗上,川渝的确完全可以强强联手,把巴蜀打造成举国羡慕的诗的天国。

  四川有深厚的文脉,这里是李白的故乡,也是杜甫草堂的所在地。蜀人陈子昂、苏东坡、杨慎都是大家,“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在现代,巴金、张秀熟、沙汀、艾芜、马识途“蜀中五老”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新时期以来,四川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就有三位:周克勤、王火、阿来。

  李白以降,四川从来是诗的故乡。诗人杨牧、吉狄马加是全国文学奖得主,张新泉是鲁迅文学奖得主。新中国创刊的第一家诗刊《星星》每个月在成都出版上旬刊、中旬刊、下旬刊,团结了众多朋友。近些年,四川成功举办多次大型国内和国际的诗歌活动。

  再回头看重庆,这里也有着源远流长的诗歌遗传,尤其是三峡地区。三峡是诗之峡,是一片诗的沃土,而奉节则素有“诗城”之称。公元766年,55岁的杜甫告别成都草堂,来到奉节(古之夔州),夔州有幸成为杜甫诗歌生涯的高地。他用心血和忧思写下的430首“夔州诗”,占了一生创作的三分之一,成为杜诗的巅峰。

  考古发现,早在新石器时期,三峡地区就有原始人类的足迹。以奉节县为中心,古代巴人就在这里劳作生息,而民歌就是他们的劳动生活里的音符。所谓“下里巴人”,正是这里的巴人所唱之歌。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最早的“下里巴人” ,应数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提到的《峡中行者歌》。

  唐代以后一直至清代,在全国流传的“竹枝词”的故乡也在三峡。“竹枝”是巴人聚居地的民歌,原名巴渝舞,“惟峡人善唱”。而且,“竹枝”在巴地十分普及,“巴女骑牛唱竹枝”。

  到了现代,重庆也是公认的新诗重镇。浙江诗人黄亚洲曾经有诗句:“中国诗歌的半个灵魂/就在山城重庆”。吴芳吉是站在新诗和旧诗的交叉点上的拥有全国影响的重庆诗人。可以说,他是中国最后一位旧体诗人,又是中国最早一位新体诗人。他的《婉容词》当年赢得的巨大反响在文学史上是很少见的。邓均吾、柯尧放、叶菲洛、朱大枏、何其芳、方敬、杨吉甫、沙鸥、张永枚、梁上泉都是重庆新诗的早行人。新时期以来,傅天琳、李钢获得全国文学奖,娜夜、傅天琳、李元胜先后获得鲁迅文学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家实体的新诗研究所诞生在重庆,研究所创办人吕进是全国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多届评委。

  在诗歌上川渝是一个整体,不应分家,不能分家,无法分家,川渝新诗坚持的守常求变的道路就是几千年巴蜀文化传承的“稳健的先锋”之路。这里应该形成中国新诗的活跃之地,繁荣之地,荣耀之地,领军之地,川渝理应在21世纪的中国新诗发展史上占据辉煌的一页。

  (作者系著名诗人、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