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李坚（左一）、陪同吕骥（左二）、孙慎（左三）、向延生（左四）参观云南省博物馆的聂耳生平展览。

　　20世纪30年代，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先驱者聂耳，创作出《义勇军进行曲》等杰出的革命歌曲。吕骥、冼星海、贺绿汀、孙慎、麦新、周巍峙、孟波等人继往开来，创作出更多的优秀革命战歌，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中国抗日救亡群众歌咏运动。

　　1929年，14岁的孙慎从家乡宁波镇海来到上海学习，后任职国货公司担任会计。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由宁波同乡徐步（1949年以后曾任南京市市长）介绍，1935年初他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结识周钢鸣等人；再参加吕骥领导的“业余合唱团”以及“词曲作者联谊会”“歌曲研究会”。在吕骥、冼星海、贺绿汀的指导下，学习演唱中外进步歌曲，学习音乐理论和写作歌曲。

　　孙慎原名孙立成，1936年初，他写作的歌曲《救亡进行曲》（周钢鸣作词），最先发表在沙千里和徐步编辑的《生活知识》第一卷第十二期“国防音乐特辑”时，首次署名为“孙慎”，后来这个名字就一直沿用至今。 《救亡进行曲》也是当时人们广泛传唱的经典歌曲。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原名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自1954年建立起，就指定有专人从事“聂耳课题”的研究，次年还专门设立了“聂耳纪念室”（由当时的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题写室名），展出了许多有关聂耳的珍贵历史文物，聂耳的寡母彭寂宽（1956年病故）给该室书写了题词。

　　音乐研究所的创办人李元庆1932年就曾经与聂耳、黎国荃等人在北平共同开展左翼音乐活动，1978年所长李元庆指定我接续负责“聂耳课题”的研究。从1980年开始经过升级改造后，“聂耳纪念室”1982年重新对外开放，同年由音乐研究所编辑、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了《聂耳》画传（编辑者向延生、袁荃猷）。为推进云南省的聂耳研究工作，该省音协主席李坚邀请中国音协的主席吕骥、副主席孙慎以及我三个人，1980年去昆明讲述聂耳的生平、作品与他开辟的革命音乐道路。云南省文化厅1982年又邀请吕骥、孙慎和我，去昆明参加第一届“聂耳音乐周”的活动和昆明西山聂耳新墓的落成典礼。

　　自1935年聂耳逝世以来，虽然许多地方都曾经隆重集会纪念聂耳，出版有许多的聂耳歌曲集，发表过许多纪念他的文章，但是并没有集中全面出版聂耳的著作，有些只是内部出版物，而且存在着一些不准确甚至是以讹传讹的事例。为筹备隆重纪念人民音乐家聂耳逝世50周年，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决定按照国际惯例编辑出版《聂耳全集》。

　　1983年初，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原副所长李佺民去中国音协开会时，说起我们所正在编辑《聂耳全集》的事情。吕骥和孙慎都认为这个事情非常重要，中国音协也应该参与此事。那时来中国访问的外国音乐代表团，经常把他们国家的音乐家全集，如苏联的《柴可夫斯基全集》、德国的《贝多芬全集》、波兰的《肖邦全集》等，赠送给中国文化部，而我们却没有相应的对等礼品可以作为回赠，为此文化部也表示要参与编辑出版《聂耳全集》。

　　经过三方的友好协商，1983年确定由夏衍、吕骥等6人为此书的顾问，时任文化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周巍峙出任《聂耳全集》的主编，由中国音协副主席孙慎、瞿维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顾问吉联抗、副所长郭乃安出任副主编，聂耳的两个哥哥和国内十多位有关的专家学者为编辑委员。委任我担任执行编辑委员，《聂耳全集》编辑部就设立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

　　周巍峙当时在文化部的工作十分繁忙，有几次重要的会议有关人员也只能到他的办公室去开会研究，其他有关会议都是由第一副主编孙慎来主持。由编辑委员李坚（时已调任江西省文化厅副厅长）协助安排， 1984年7月编辑委员会在江西庐山召开《聂耳全集》审稿会。周巍峙因为临时有重要的外事任务无法前往，整个审稿会就是由孙慎主持完成的。

　　审稿会还审核了已有的聂耳歌曲的钢琴伴奏谱：有些写得很好的伴奏谱（如瞿希贤的《铁蹄下的歌女》）直接就可以选用；有不足之处的就请原作者进行修改；再约请几位作曲家给没有伴奏谱的歌曲加写伴奏谱。聂耳的民族器乐合奏曲原来的编配都写得较为简略，为方便现在的大型民族管弦乐队演奏，审稿会决定约请著名民乐作曲家对这些乐曲进行适当的加工，但是不能改变原来乐曲的长度，配器的手法和风格也要符合那个时代的面貌，不能现代化。

　　《聂耳全集》准备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申报“艺术学科国家重点研究项目”。周巍峙说：“我是审批该研究项目的领导小组组长，由我来批准我担任主编的项目不合适。”于是《聂耳全集》只列为文化部的重点工作项目之一，文化部拨款12万元作为出版经费，由文化部的文化艺术出版社（责任编辑赵英南）负责出版。

　　既然是国际交流的礼品，《聂耳全集》里的乐谱就必须都要印制成为国际通用的五线谱、还要配写有钢琴伴奏谱。那时北京只有人民音乐出版社具备制作五线谱的能力和条件。音乐出版社1954年建立时孙慎就是其首任总编辑，“文革”前后他又两度担任该社的社长并兼任总编辑，对音乐书籍的编辑出版工作非常熟悉内行。经过孙慎出面进行沟通协调，人民音乐出版社同意与文化艺术出版社联合出版《聂耳全集》 。文化艺术出版社负责该书的文字、图片和音响部分，人民音乐出版社负责全书的五线谱的绘谱和制版，还委派声乐编辑室副主任戴于吾担任责任编辑。

　　当时还是计划经济时期，为组织聂耳全部音乐作品重新录音的工作，文化部根据编辑委员会的意见1985年初发文给有关演出单位，组织中央乐团（指挥严良堃）、广播合唱团（指挥聂中明）、解放军总政歌舞团（指挥刘云厚），演唱聂耳的齐唱与合唱作品；少年广播合唱团（指挥聂中明）、少儿活动中心合唱团（指挥杨鸿年），演唱聂耳的儿童歌曲；请吴雁泽、姜嘉锵、黎信昌、叶佩英、罗天婵、李谷一、殷秀梅、胡晓平等人演唱聂耳的独唱歌曲；中央民族乐团和上海民族乐团演奏其民族器乐合奏曲。由中国唱片总公司负责录音和付给录音者录音费，版权则归该公司所有。音响录制成当时刚流行的立体声盒式录音带随书发行。

　　纪念聂耳逝世50周年的系列活动中，1985年10月《聂耳全集》（分为音乐编和文字编共两卷全部是聂耳的作品）在北京出版发行。《人民日报》 1987年7月24日发表文章赞扬这个新中国第一部音乐家全集，集聂耳的资料于大成又容纳文字、图片、曲谱和音响为一体的中国第一本视觉和听觉相结合的新型出版物，是“中华文化的丰碑”“是文化出版界的一件盛事”。1999年文化部举办的第一届文化艺术科学评奖中，《聂耳全集》荣获了最高等级的优秀成果一等奖。

　　筹备纪念聂耳诞辰100周年时，原《聂耳全集》编辑委员会的6位顾问和一些副主编、编辑委员等多人已经故世。2009年《聂耳全集》编辑委员会与聂耳的祖籍地中共云南玉溪市委和市政府联系后，决定共同联合编辑《聂耳全集》的增订版（增加的第三卷“资料编”，收录的是后人纪念、回忆和研究聂耳的文章和资料）。仍然由周巍峙（时任中国文联名誉主席）担任主编，孙慎仍为第一副主编，孟波、汪毓和升任副主编，由我担任常务副主编，85万元的出版经费由云南玉溪市聂耳音乐基金会支付。《聂耳全集》增订版于2012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发行，责任编辑为王红。

　　孙慎作为聂耳的同时代人，在他近百年的革命艺术生涯里，为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为国家和人民作出了很多具有历史意义的贡献，主持编辑《聂耳全集》，是他晚年重要的工作项目之一。我有幸两次在他的领导下，承担《聂耳全集》的具体编辑事宜。工作当中我切身体验到被赞誉为“孺子牛”的孙慎，一向诚恳兢业、认真负责，具有谦虚谨慎、无私奉献的工作精神和高贵品德，至今都给我留有极为深刻的印象，我非常敬重与怀念他！古语曰“仁者寿”，孙慎毕生的言行举止，就是最好的表率。

　　随着105岁的孙慎3月4日在北京病故，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历史的进程里，发挥了巨大作用和影响的“中国左翼音乐运动”，落下了历史的帷幕，圆满地结束了它那光辉灿烂的历史使命。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