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刀刊载庚子的记忆
栏目:创作谈
作者:高庆春  来源:中国艺术报

从磨难中奋起(篆刻) 高庆春 

  2020年春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使我们不得不闭门宅居,所有事情都停下来,有大把的时间可支配,刻印这件事自然可以静心来做了。从元月至4月,我集中刻了70多方,还写了《庚子春刻印小记》,在中央数字电视书画频道“仰山雅集”播出及《中国书画报》上刊出。转而盘算着借此出一本新的印集。算起来距离上一本篆刻选出版已经快5年了,将这批新刻的印稍做筛选,连同近年尚未发表的共150方,就有了《听于无声·高庆春篆刻集》这本5年来铁笔朱痕的记录,同时记载了抗疫宅居这段特殊时期的难忘经历。

  刻印这件事属“雕虫小技,壮夫不为”。是什么力量支撑我走到了今天?自己也未必能说明白。心地之初,全凭喜好,才有了岁月滋养中用刻刀呈现真实自我的举动,如今驱刀濡墨已成为我工作之余的生活常态,成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融入血液之中。

  近读马一浮先生诗话,其中许多观点与书法篆刻学习的道理是相通或一致的,因而生发出一些联想。

  传统篆刻所重“印宗秦汉”,秦汉的审美为儒家思想的反映,即崇尚“中和”之美;以战国文字入印的古玺印崇尚道家的开合聚散变化,讲究“阴阳虚实”之美,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而备受推崇。窃以为,对“阴阳虚实观”的认知和把握是包括篆刻在内的视觉艺术的灵魂所在。这是我近年来习书治印实践的心得。要实现这一审美理想,需要印内印外的不断积累和探索,要靠不断“悟道”才行。本集中所刻老庄名句不少,更重要的在于践行老庄的哲学思想和艺术精神。

  所谓风格,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习气。艺术要有追求和个性,但又不可作茧自缚。我在早些年提出过“熟事要当生事做”,曾得到了刘艺先生的首肯。陈振濂先生也有“反惯性书写”的提法,我是在努力实践“反惯性刻印”。多年来形成的创作套路,如果按部就班很可能导致千印一面的后果,最终走向僵化乃至不可救药。常用的办法是调整思路、换个角度、逆向思维、搁置一下,总之急不得,文火慢慢来,往往就会刻出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好印。

  篆刻的篆法、章法、刀法,乃至做印法到底哪一个最重要?有时也因人而异,分阶段区分。本人书法擅长楚简类的大篆,也有人认为“书印统一”是我的特点,但我并非将平时的字法原封照搬入印,而是反复推敲打磨,以某一种审美风格定调后再上石刻制。这种“印化”的功夫往往耗费时间,有时一个内容举棋不定是常有的事。楚简文字线形多呈圆转之态,不加转化就刻根本行不通。篆法过于精熟可能还须通过变形等个性化手段,使之向“朴”和“生”的方向转化。但变形和刀技的运用也有度,即要把人为安排的痕迹降到最低限度,去除火气、怪气、浊气,以求《诗品》里讲的“俱道适往,着手成春”。这种自然朴素的境界是更高级别的追求,也是更难达到的高度。

  陆放翁诗曰“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马一浮先生也说“作诗先求脱俗,要胸襟,要学力,多读书自知之”。当下之所以提倡文人篆刻,就是强调读书修为的重要性。读书作为字外、印外修养的必修课,对于一个印人来讲是重要的营养来源,也是一生都须不间断修炼的。读书的益处太多了,最直接的是印文内容的选择,乃至边款文人气质的融入,言之有物,潜移默化,涵养气质,陶冶性灵。毕竟篆刻是文人雅事,多读书就不至于使我们成为刻字匠。近些年购买了不少国学经典、文学诗词等书籍,得闲慢慢读来、细细品味,自觉曼妙无比,乐在其中。

  生命有限,艺海无涯。一个成熟艺术家的最佳创作期也是有限的。当艺术追求达到一定水准后,心态的平和、生理的健康、寿命的延续,这些看似与艺术无关的因素就显得尤为重要。吴昌硕、齐白石这样的大家如果不是颐享高年,那他们的艺术影响力也会大打折扣。吴昌硕晚年刻印边款里常记述“臂痛勉力为之”之类的状况,到八十多岁已力不从心了。本人庚子年连续4个月刻印,切身感受到东坡所言“眼花只有斓斑”、缶老的臂痛腕痛之苦,虽“不知老之将至”,生理的反应已不期而至。不免独自感叹,趁着体力、心态还好的年龄段,多创作些自己满意的作品吧!

  说实话,自认为这批印没有太大的突破,精彩的也不多,不过是稳步向前过程中留下的印迹,当下状态的真实呈现而已。或许这就是积累,期许着下一次的突破。

逆行者(篆刻) 高庆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