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刺杀小说家》剧照

　　“小说能改变现实吗？”

　　春节档热映的影片《刺杀小说家》，借由雷佳音饰演的主人公关宁这句追问式的台词，将小说世界中的一种超现实能量传递到现实世界，从而在小说的奇幻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形成“镜像效应”，对现实世界中人的命运产生影响。

　　这部改编自双雪涛小说的影片，以小说为路径，巧妙地构建起现实与小说两个世界的戏剧性关联。小说世界中梦想成为神的妖魔“赤发鬼”，每每旧伤复发，或是受到挑战的威胁时，现实世界中的集团总裁李沐，都会口鼻流血、晕厥，甚至有岌岌可危的生命危急感。如此“镜像效应”的故事创意，也构成了影片叙事本身的一个重要逻辑起点。并且，伴随着小说能否改变现实，能否对现实中人的命运产生影响这一命题的发问，由此，也迅速地建立起影片与观众之间，基于超现实命运追问的一种相互映射的认同关系。

　　借由这样一种超现实的能量体验，影片开始将人们带入到现实与奇幻、真实与想象之间的交叠之处，借由小说家路空文正在撰写的小说《弑神》中的情节走向，建构起了在平行世界中既相互“吸引”又彼此“排斥”的人物关系——“废柴”小说家路空文通过小说对李沐进行复仇，李沐则假借可以找到关宁女儿的谎言，通过他的代理人屠灵，胁迫那位坚守着一丝丝微弱希望的失孤父亲关宁，去刺杀小说家路空文。这样一种人物关系链，不禁令人联想到萨特在他的戏剧代表作《禁闭》中的人物关系设置，死后被投入地狱中的三个罪人，在正反两个向度上形成的既相互追逐又彼此排斥的一种“旋转木马”式的人物关系。这其中，主人公关宁与屠灵作为一种变量因素，对情节叙事的推进及其发展走向具有致变性的戏剧功能。由这样一种人物关系的设置本身不难发现，创作者基于人物关系的建构过程，实际上也是建构故事曲线及其耐人寻味的戏剧性的过程。正如小说家琳达·西格所指出的，在叙事作品中，人物极少单独存在，而是存在于关系之中。并且，关系式的故事强调人物之间的化学反应。个体人物的创造着眼于对品质的选择，以便在人物关系中提供更多的“火花”。

　　然而，在小说的奇幻世界中，为报杀父之仇，决意前往皇城“弑神”的复仇少年空文，在历经两次艰险之后，直接面对的即是本片的最大反派“赤发鬼”，也即是说，与现实世界的人物关系相比，在复仇少年空文与赤发鬼之间，缺少了一个人物节点。虽然主人公关宁最终进入奇幻的小说世界，与复仇少年空文合力“弑神”成功，并在小说的世界中拯救了自己的女儿小橘子，但是在整体架构上，并未形成与现实世界相似的那种“旋转木马”式的人物关系。虽然影片中路空文曾直言不讳地对关宁说过：“我都把你写进小说里了”，但是，在叙事进程之中，关宁则始终身处现实世界，直至最终高潮冲突段落，关宁才出现在与赤发鬼的大战之中，而在此之前，关宁在小说世界中始终是一种缺席的存在。并且，作为一种“父之形象”的缺席，也同时体现在屠灵、现实世界的小说家路空文及其小说世界的镜像角色——复仇少年空文的人物设定上，无论是被人所害还是遗弃，“父之形象”实际上都是一种缺席的存在。

　　显而易见，小说世界中如此人物关系的设计，难以与现实世界中“旋转木马”式的人物关系构成完整的人物镜像，因而在两个世界中，只有路空文与复仇少年空文、李沐与赤发鬼形成了“跨世界”的人物镜像关系。这样一种现象，一方面导致主人公最终进入小说世界略显突兀，甚至只能以现实世界的肉身形象，大战赤发鬼。即便是这样一种设置意在凸显“相信就能”的主题，但是，同时也导致在叙事的逻辑建构层面，无形之中，对“跨世界”能量传递的文本内核有所削弱。另一方面也导致影片的结局有些仓促，大战之后戛然而止，难以形成有效的意蕴回味。虽然就整体而言瑕不掩瑜，但是仍不免有所遗憾。

　　某种意义而言，“想象与真实之间的模糊界限是电影体验的核心。电影表现的内容是作为感知信息被体验的。”就故事格局而言，《刺杀小说家》在意图表达层面，实际上是试图为观众“无中生有”地建构一个极具想象力的、宏大的“可见的故事世界”。从创构性的角度而言，电影叙事不仅仅只是讲述一个故事，而是要建构一个能够让观众超越现实时空，在影像的幻象时空中沉浸体验的故事世界。从西部片、警匪片、科幻片等类型系列，到“漫威”与“哈利·波特”电影系列等，美国电影的价值观输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宏大的可见故事世界的建构。正是基于此，如此充满“野心”的表达意图与精神指向，无论是对于当下中国电影的文化格局与跨文化竞争力的建构，还是对于未来系列电影的创作而言，显而易见都是具有积极的创造性价值的一种创作取向。

　　事实上，在观众的观影体验过程中，的确能够感受到来自银幕影像世界的那种宏大的场景气氛，以及与以往中国电影所不同的，既蕴含传统文化符号和数字科技元素，同时又融合了游戏、动漫等艺术门类特质的视觉风格与美学气质。但是在创作层面，如何把控这样一个宏大的故事世界，在根本上所涉及的是创作者的文化视野、价值取向，以及创作者的美学追求和艺术想象力与创造力的问题。并且，故事世界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则，而规则的合理性，也是构成这个故事世界能否得以有效建构并获得合乎情理的“可接受性”的重要逻辑起点。而这也恰恰是包括《刺杀小说家》在内的，当下中国电影所需要思考的一个重要命题。

　　与其他影片相比，《刺杀小说家》至少蕴含两个故事世界的建构，在文本的逻辑建构层面，影片借由小说世界的超现实能量，能够对现实世界人的命运发生作用这一规则，建构起整体叙事的逻辑起点。故事世界运作规则作为一个重要的故事创意，本身即蕴含着丰富的想象，以及叙事发展的无限可能。与此同时，规则的建立也为宏大故事世界的建构，提供了基本的逻辑参照，人物之间的博弈关系及其戏剧性也同时具有了合乎情理的存在。然而，影片忽视了小说世界的规则建立。在由小说所构建的奇幻世界中，观众所能感受到的规则是夜晚宵禁之时，所有的红甲武士便化作无灵魂的躯壳一样，原地动弹不得。如此规则的设置，与其说是一种叙事发展的逻辑前提，莫如说是为复仇少年顺利抵达赤发鬼的核心区域，与赤发鬼决一死战提供便利条件的一种叙事策略或手段。正是基于此，小说所构建的奇幻世界相对单薄，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故事世界的丰富性。

　　当然，对于当下中国电影而言，《刺杀小说家》的价值和意义不仅仅在于宏大故事世界的建构，作为国内第一部真正意义上采用虚拟制作技术创作的影片而言，《刺杀小说家》在数字视觉技术运用层面的成功，对于有效推动数字视觉技术在未来中国电影中的运用和发展，必然会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这其中，大约2000多个特效镜头都是由国内视效团队MOREVFX为主，与时光坐标等其他视效团队合作完成的，在当下虚拟制作技术已全面进入到电影制作领域的时代进程中，该片在虚拟空间、虚拟摄影、数字角色与数字化表演等数字视觉技术运用层面的成功，对于未来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显然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