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届华乐论坛杰出民乐理论评论家，从左至右依次为张伯瑜、王次炤、乔建中、李吉提、袁静芳、陈泽民、刘再生、樊祖荫、伍国栋、项阳（江明惇因身体原因未到会领奖）。

　　“本届论坛遴选出的杰出民乐理论评论家，最年长的生于1930年已是90岁高龄，最年轻的生于1958年也已62岁，平均年龄77 . 5岁。11位学者在各自的研究视域，从文化观、价值观、艺术观等层面探讨学术思想、学术价值和学术意义，很多真知灼见启迪人心。 ”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会长、著名琵琶演奏家吴玉霞这样谈道。近日，业内瞩目的第九届华乐论坛暨“新绎杯”杰出民乐理论评论家遴选结果揭晓。陈泽民、袁静芳、刘再生、江明惇、樊祖荫、李吉提、乔建中、伍国栋、王次炤、项阳、张伯瑜（按年龄排序） 11位获颁杰出民乐理论评论家。

　　由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新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主办的华乐论坛自2012年至2019年间，已陆续举办过有关创作、指挥、演奏、教育4个领域的遴选、演出和研讨。以往这些著名的民乐理论评论家都是默默地为获选的音乐家撰写论文，深入研讨其艺术作品或个人成就， 8年来华乐论坛共推出了8本图文并茂、内容翔实的《乐谭》论文集，在中国音乐界和出版界都受到了高度赞誉。而本届华乐论坛则首次让11位具有权威性、代表性和良好声誉的杰出民乐理论评论家走到了台前，开展个人自述和专家评论“1 + 1”式讨论，细述其学术理念及其成果。

　　>>民族音乐理论评论的“突围”

　　“我发现分析现当代中国音乐新作，要比分析任何中外经典音乐甚至西方现代音乐作品都更难。 ”入选本届华乐论坛杰出民乐理论评论家的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李吉提表示“难”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它是跨文化、跨时空的——中国作曲家可以从任何中国音乐的母语系统中提取所要的营养和技术手段，同时，又可以自由借鉴任何一些已经掌握或特别感兴趣的外国音乐的作曲技术手段，从古典到现代；另一方面，还可能会有一些不同于他人的创新想法，以凸显其立意与个性，所以理论家也需要有较为开阔的观察视野；此外，这类音乐的技术分析也是没有任何先例可供参照、没有任何现成的理论体系或套式可遵循的，所以我们只有在观察分析作曲家所采用的音乐材料和作曲技术的方方面面后，才能对作曲家创作的意图与个性，做出一种较为合理的解析。李吉提认为，中国当代作曲家已经开始非常重视音乐创作中感性智慧与理性智慧的平衡，所以专业的民乐理论评论家也要加强这方面的修养，要能从专业技术角度解析创作者多样化风格的音乐创作，以加强对他们新作的分析、理解、批评与优秀技术支撑。

　　入选本届华乐论坛杰出民乐理论评论家的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江明惇虽因身体原因没有来到现场，但在主题为《我们的事业》的发言文章中他特别提出一个观点—— “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与“民族音乐学”应该携手并进。江明惇在文章中谈道，“从音乐理论上，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和民族音乐学其实是一回事，因为二者的研究对象是共同的，目的也是共同的，因此，最后是必定会殊途同归的。但是由于长期以来二者所形成、发展的文化背景不同，造成了两个学科的思路、方法、侧重点和具体研究内容等都很不相同的情况，所以目前还难以完全合而为一。 ”应该说，二者各有所长：“中国传统音乐理论”是一种偏重于“主观”的研究，是着重于对自己民族音乐的研究，长处是在对自己民族音乐本体及其内在规律的研究比较深。“民族音乐学”有着西方丰富理论积累的文化人类学、音乐学、民俗学等理论支撑，以及以严密的思辨逻辑为基础，因而具有很多优点，如：与人类学的大文化整体的密切联系；从对世界各民族音乐的比较来宏观地分析一个或多个民族的音乐特点；以一种客观的、比较精确的、理性思辨的方法分析音乐等等。这对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发展是有很大帮助的，故“民族音乐学”需要吸收“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长处，需要“本土化” 。“一个侧重于音乐本体的研究，一个侧重于音乐与整个文化关系的研究；一个长于微观的音乐形态方面的分析，一个长于宏观的哲理方面（美学、心理学、社会学）研究。这是非常好的互补，如果能结合在一起，那就能在理论上来一个很大的飞跃。 ”江明惇认为。

　　>>音乐界的人、事、物构成音乐文化的主体

　　同时入选本届华乐论坛杰出民乐理论评论家，年届八旬的音乐学家刘再生和乔建中的友谊已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1973年二人相识于山东济南。那时，刘再生在济南市博物馆，乔建中在山东省艺术馆，仅仅一次见面交谈，即成为终身好友。5年以后，乔建中到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继续求学，刘再生则进入山东师大艺术系任教。人分两地，学术交流却从未中断，两人始终在学术上交往频繁，互助互进。

　　乔建中在发言中仔细回叙其三四十年前两次深入的田野调查。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他对中国民族器乐领域特别关注，陆陆续续写了七八十篇有关当代民族乐器艺术的评论和专题研究。“如果没有此前对于民族乐器的感性记忆，没有前后20多年的田野调查积累，就不可能有这样的选择和坚守。 ”乔建中强调。在他看来，人及其创造性活动永远是历史的主要推动力。20世纪中国民族器乐的一系列进步和辉煌业绩，主要是靠包括作曲家、演奏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乐器制作改革家等在内的国乐人的前赴后继、发奋努力而完成的。

　　乔建中写过的文章中有其未予谋面的前辈，更多的则是有多年交往的同时代师友，“最长者如鲁日融，已经相识长达62年，赵季平、刘德海、李真贵、袁静芳等也都在50年以上。我与他们相识很早，但正式秉笔书写，却是前几年的事。这就是我个人研究当代国乐人物的一个习惯，即写人必先有交往，达到相知、相敬、真诚而又互信，方有了动笔的前提” 。第一次听刘德海的琵琶演奏，是在1964年9月21日中国音乐学院建院音乐会现场，一曲听罢，乔建中大为感叹，原来在刘德海的手指下，琵琶可以发出如此美妙绝伦的声音。1988年，刘德海举办师生音乐会，乔建中写了《别有一番追求》的乐评，同时萌发出写一篇有关他的专文的想法。1996年，在参加第六次全国文代会之际乔建中对刘德海进行了专访。而直到2013年11月，上海专门为刘德海举办“从艺60周年”音乐会与学术研讨会时，乔建中才交出《论刘德海对20世纪琵琶艺术的历史贡献》这篇文章。从有写作的冲动到论文正式发表于2014年《人民音乐》第10期，前后历经20余年。

　　“音乐评论者与被评论者之间的互动交流，对于音乐界良好学术氛围的形成以及音乐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同样，在刘再生看来，“音乐界的人、事、物构成音乐文化的主体，评论者所要把握的正是它在每一个阶段中的变化，最终要阐明的是人类的意识何以导致了音乐的变化。对评论对象的成功与失败进行透彻分析，得出规律性结论，乃是一种至高的学术境界” 。他同时还强调，作曲家的创作决定着中国音乐的未来，对此应持更为宽容的态度，提倡不同风格、不同技法之多元化存在。在音乐表演听觉审美意识中，传统与现代的平衡是摆在演奏家和评论家面前的双重探讨课题，需要有更开放的心态。

　　>>广阔的人文素养赋予评论有力的支撑

　　“精彩的音乐评论一定从音乐着眼，立足音乐本体，既要参透‘局中奥妙’ ，又能审视‘局外玄机’ ，这种学术视野和评论逻辑，岂能是单一的音乐基础能够实现的？跨学科的知识背景在面对鲜活的民乐演奏时，何以能呈现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研究态势？那是广阔的人文素养赋予民乐评论的有力支撑。 ”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司冰琳在分析刘再生民乐评论的特色与贡献时特别强调了人文素养的重要性。

　　她认为，音乐评论的价值不仅彰显评论家对音乐作品的看法和观点，更要能从音符的背后展现音乐自成一体的内在逻辑与人文情怀。“很多音乐评论文章往往局限于‘就事论事’ ，深陷作品资料的泥潭，无法换一个角度跳脱出来，容易造成评论的浅尝辄止，导致音乐背后的缘由无法合理呈现。在这一点上，刘再生作为音乐史学家的专业优势非常明显，他能够充分驾驭史料，却不被史料所绑架，音乐评论时而与写作技术关联，时而从人文思想的角度挖掘作曲家内心世界的初衷和感怀，将那些作曲家自己都不曾意识到的细微之处抽丝剥茧，最终让音乐作品的‘缘由’和盘托出。 ”

　　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李景侠以入选本届华乐论坛杰出民乐理论评论家陈泽民所写的《工尺谱入门》这本“大家小书”为例，以民族乐器演奏实践中应用最为广泛的工尺谱体系为范本，认为陈泽民的研究在传统和当代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虽然谈的是入门之学，但却是一扇历史与当下交汇之门。 《工尺谱入门》的工具书特征，作为一种消弭历史和现实之间语境差异的智识，为音乐人代际的沟通、对话、理解、辨识和承续提供了重要条件。

　　在李景侠看来，此次杰出理论评论家的评选意义深远，“一个学科，有年长的智者在德与行方面让后辈仰视，才能在高处保持着纯粹。一个专业，有年长者让后辈发自内心地敬重，才能在深处形成凝聚力和向心力。音乐理论家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其思想性、前瞻性、客观性对中国音乐的总体发展意义重大。这个群体对学科整体的智性知识储备，对学科整体的生态格局、生存方式和生存状态，对学科整体的高度和强度负有战略责任，对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更应当有大视野和大担当” 。

　　中国音乐文化的精神长河生生不息，在时代的喧嚣中，理论评论是超越时间的文化记忆，是恒久绵延地福泽后世，是长河中的静水深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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