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王尊三同志

罗　扬（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曲协名誉主席）

　　无论是搞创作，还是改编、整理工作，王尊三同志都认真对待，尽心尽力地去做。他戴着老花眼镜，手执小羊毫笔，总是不停息地伏案写作，常常废寝忘餐。每当写出一篇或一部作品之后，他又总是像小学生那样虚心倾听周围一些同志或群众的反映，反复修改。他这种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和谦虚态度，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王尊三同志离开我们50多年了。他在去世前几年健康状况就很不好，又遇到林彪、“四人帮”横行，深感忧虑和痛苦，致使病情日趋恶化，终至不治，于1968年秋辞世，使我党失去了一位好同志，曲艺界失去了一位先驱者。我协助他工作10多年，同他朝夕相处，耳濡目染，深受教益。往事历历，难以忘怀。

　　把说书当作一种战斗武器

　　王尊三同志原是一位著名的西河大鼓演员， 1892年生于河北省唐县一户农民家庭，读过几年私塾，从小喜欢大鼓、说书。他心灵手巧，有一副好嗓子，弹一手好三弦，从师后又能勤学苦练，注意发挥自己的特长，很快成为一位说唱西河大鼓的好手，名闻四乡；从青年时代起，他就背起大鼓、三弦，远离家乡，说唱卖艺，走遍了黄河南北和长城内外的城镇、乡村。在黑暗的旧中国，虎狼当道，民不聊生，他作为一个流浪艺人，饱尝了风霜饥寒之苦，受尽了反动政府、恶霸地主以及地痞流氓的压迫、剥削与欺侮。他看到人民的疾苦、民族的灾难，恨透了旧社会，恨透了帝国主义，深深地同情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无论走到哪里，他都特别卖力地说唱那些农民英雄故事和杨家将故事，他觉得，这样的书自己说着“解气” ，群众听了也觉得“对劲” 。实际上，他已经自发地把说书当作一种战斗武器来使用了。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他正在外地说书。有一天，忽然遇到一位老乡告诉他：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的八路军到了冀中，家乡解放了！他早先就听人们传说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的共产党和红军能够救中国、救穷人，盼望能早日见到他们。现在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他激动得流下眼泪，立即打起铺盖卷，背着三弦、大鼓，回到自己久别的家乡，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工作。他先后被推选为村抗日自卫会主任、县文救会副主任，在党的领导下，他同八路军战士和抗日工作人员一起，冒着敌人的炮火，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表现出很高的政治思想觉悟和爱国热情，工作得很出色。不久，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更加自觉地走上革命的道路。

　　王尊三同志是我国新曲艺的先驱者。他在江湖卖艺多年，深知广大人民群众是多么地喜爱曲艺，而好的曲艺又具有多么大的吸引人、感动人的力量。参加革命后，他学习了革命的道理，看到在抗日根据地流行的革命歌曲、戏剧等文艺节目对于广大抗日军民的鼓舞和教育作用，心想，像说书、大鼓这样简便灵活、这样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为什么不能编演些新书词为抗日战争服务呢？于是，他努力编演新书词，用以歌颂共产党和八路军，歌颂抗日根据地的新人新事，揭露、打击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卖国贼，鼓舞抗日军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无论工作多忙，他总是挤时间把他所见所闻的英雄人物和战斗故事编写出来、演唱出去。由于他政治热情高，熟悉根据地的斗争生活和群众语言，有真情实感，又能熟练地掌握和运用曲艺的表现形式和技巧，他所编演的新书词都能起到很好的鼓舞、战斗作用。许多地方和部队都请他去演唱，其所到之处无不受到广大抗日军民的热烈欢迎。

　　1938年，他编演了一篇新鼓词，名叫《保卫大武汉》，演得威武雄壮、有声有色，简直唱轰动了，大家见了他，都亲切地叫他“大武汉” ，这就是其“大武汉”这个绰号的由来。他的演唱感人至深，于此可见。以后，晋察冀边委会发现王尊三同志是编演新曲艺的能手，调他专业编演新曲艺，以充分发挥他的艺术专长，并委托他带头做好团结民间艺人和改进曲艺艺术的工作。这时候，他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了文艺工作在整个革命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了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更加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和积极性。他深入群众、深入敌后，继续创作和演出了大量的新鼓词，如《晋察冀的小姑娘》《亲骨肉》《英雄女儿王桂香》《皖南事变》等作品，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抗日军民的生活和斗争，反映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战斗意志，是对党和人民的赞歌，也是对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无情揭露和血泪控诉。为了把党和毛主席的声音传送给敌后的人民，鼓舞他们的斗争勇气和信心，王尊三同志常常冒着生命危险，黑夜到敌人炮楼附近的村庄、山沟去给群众说唱新书。鼓点敲响了不行，就用毛巾蒙起鼓面，使声音小些。有一次惊动了敌人，炮楼上响起枪声，他料定敌人不敢贸然下来，仍然心不跳、音不颤，照样把书说完，周围的听众都深深为他这种坚定、沉着、勇敢的精神所感动。他就是这样无私无畏地把自己的生命和艺术贡献给人民。

1953年9月，中国曲艺研究会成立合影

　　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放在发展党的曲艺事业上

　　王尊三同志十分重视团结、改造民间艺人和改造说书艺术的工作。他走到哪里，就把哪里的曲艺艺人组织起来，帮助他们提高思想觉悟，鼓励他们按照毛主席指引的文艺方向，努力编写新曲艺，为争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贡献自己的力量。当时，王尊三同志工作过的一些地区的新曲艺活动能够很快地活跃起来，是与他的辛勤工作分不开的。

　　1949年以后，王尊三同志先后担任中国曲艺改进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曲艺研究会主席、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尽管由于战争年代艰苦生活的折磨和在长期工作中过分劳累损害了他的健康，但他还是保持着革命战争时期那样一种热情、那样一股干劲、那样一种拼命精神。

　　王尊三同志的革命责任心很强，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放在发展党的曲艺事业上。他常说，全国曲艺艺人成千上万，如果能把他们都好好组织起来，帮助他们走毛主席指引的道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该是多么重要；人民喜欢曲艺，党重视曲艺，毛主席、周总理关心曲艺，我们一定要努力把曲艺工作搞好。他认为，某些文化主管部门的同志对曲艺采取轻视态度，是缺乏群众观点的表现，是很不对的。1953年，全国第二次文代会召开前夕，有一位文化部门的负责人竟提出取消全国性的曲艺团体，王尊三同志听后非常生气，他说，重视还是轻视曲艺工作，这是关系到党的文艺事业的大事，是关系到群众文化生活的大事，对这样的事情，我们不能不据理力争；这决不是因为自己干这一行就说这一行重要。他和赵树理、王亚平等同志商议后，立即致信党中央领导同志，提出意见和要求，使问题得到解决。为了建立全国性的曲艺团体，把曲艺事业推向前进，他总是不辞劳苦、不知疲倦地工作。在中国曲艺改进会筹备委员会工作阶段和中国曲艺研究会成立初期，要开展工作，缺少干部和办公的地方，困难得很。他四处奔走、呼吁，真不知耗费了多少心血！我同他朝夕相处，没听到他说过一个累字、叫过一个苦字。同志们劝他注意休息，但非到病情实在不允许他再工作的时候，他总是不肯离开工作岗位。他常说：“许多好同志都为革命牺牲了，我们活着的，就要多做工作；不这样，就对不起他们。 ”他永远把革命工作放在第一位，关心党的文艺事业胜于关心自己。新中国成立后，他所处的地位变了，生活条件变了，但他还和战争年代那样，不居功自傲、不摆架子、不搞特殊化，始终保持着一个革命者应有的艰苦朴素的作风。他关心同志，虚心倾听群众的呼声、意见和要求，直到生命垂危的时刻，他还在关切地询问一些同志的工作和生活。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崇高品质和优良作风。

　　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和谦虚态度

　　王尊三同志对新曲艺创作抱有极大的热情。他认为创作更多的反映现代题材的优秀作品，是发展社会主义新曲艺的关键。除了带病坚持工作，他挤时间创作了近百篇新曲艺作品，如鼓词《志愿军英雄马玉祥》《解放平壤》《两情愿》《大生产》《新拴娃娃》等，都广泛地被传唱，很受群众欢迎。王尊三同志也很重视改编工作，他认为，将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改编为曲艺，是迅速改变曲艺演出面貌、扩大新曲艺阵地的一个重要的有效的方法。他先后改编了《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小二黑结婚》《新儿女英雄传》《活人塘》等近十部中长篇作品，以适应演唱新曲艺的需要。他改编的作品，大都经过比较严格的选择。他说，改编那些思想内容好、故事性强、人物性格鲜明、已经在群众中有影响的作品，群众欢迎，收效大；如果原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比较低，改编起来就很困难。在着手改编之前，他对原著的主题、人物、情节、结构等，都认真进行分析研究，然后再根据演唱的要求，重新加以调整，努力做到既忠于原著，把原著的精华都保留下来，又有所删除、有所增益、有所创造，使之具有说唱艺术的特色。他还很注意处理好说和唱的关系，什么地方该说、什么地方该唱，都力求安排得合理、恰当，使说白部分尽量做到交代清楚、有表现力，唱词尽量写得精炼、生动，有感情、有韵味，好唱好听，能感染听众。

　　王尊三同志对传统曲艺的收集、整理工作也很重视。他根据毛主席关于正确对待文化遗产的指示，亲自整理出不少传统唱词，如《穆桂英指路》《美猴王》《认亲戚》《游西湖》等，都是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他认为，传统曲艺大都是劳动人民的创造，我们没有理由轻视它、抛弃它，但一定要分清哪些是民族性的精华、哪些是封建性的糟粕，好好地加以扬弃；即使是基础很好的传统曲艺作品，也要认真整理、加工、提高，使之呈现出新的面貌，以满足群众文化生活的需要，并作为创造新曲艺的借鉴。

　　王尊三同志全心全意、勤勤恳恳地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奋斗了一辈子，他的革命精神，他对党的曲艺工作的贡献，是不会磨灭的。我们要永远记住他、学习他，要更加勤奋地工作，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我觉得，这也是对逝者的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