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1935》作为首部京津冀协同发展三地共同编创、排演推出的原创话剧，反映了大运河文化和精神。近日该剧在首都剧场首演，收获赞誉和好评。

　　文化对于不同地区的人有着不同的意义。京杭大运河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燕赵文化则是京杭大运河历史画卷中的一抹重彩，弥足珍贵。大运河自开凿以来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是运河流域社会历史的积淀物，是运河文化历史、运河文化符号与运河文化意义的有机统一体。话剧《运河1935》以“大运河乡土文学”作家刘绍棠的《渔火》《蒲柳人家》系列作品为依托，选取了风云激荡的1935年为时间起点，讲述了当时身处“三不管”地带的通州运河儿女，在面临中华民族危难、华北危急的紧要时刻，凭着朴素的爱国情怀、天然的正义感和正统的道德价值观奋起抗日的故事。

　　话剧《运河1935》秉持文学性、艺术性与精神性兼具的戏剧理念，让承载着中华文明与厚重历史文化的大运河精神呈现在舞台之上，在编创中删除了在小说中出场过多的人物，剔除了一些可有可无的枝蔓，将故事集中在几位主要人物身上，塑造了一方水土的运河儿女在时代风云中彰显出的光辉人性、家国情怀与民族大义，挖掘北运河“勇武任侠、慷慨悲歌”的地域文化性格，凸显北运河独特而深厚的文化底蕴。因而，在舞美设计上颇为大气，在音乐音响的选择上颇具匠心，呈现出北运河标志性的文化特征。

　　为还原运河风貌，创作者们选取了代表运河的文化符号——渔船、拱桥、芦苇荡、燃灯塔、镇水兽、渔行宅院等元素组成舞台图景、营造意象空间。展现通州码头商贾往来、热闹非常的景象，既有民居宅院的家族矛盾，也有芦苇深处的风云激荡。同时，利用光影和淙淙流水声在舞台上创造出一条盈盈流淌的大运河，使观众仿佛置身大运河畔，感受和聆听运河的流淌和运河儿女的心声。据记载，当年运河号子响声震天，被称作“十万八千嚎天鬼” 。如果能将京调号子适当引入剧情，无疑会使北运河的“号子”和运河南端的“进行曲”交相辉映，凸显中华民族振聋发聩的“最后的吼声” 。

　　革命文化的内涵极其丰富，在革命目的上表现为对国家独立、民族富强、人民幸福及共产主义最高愿景的追求，并在艺术作品上涌现出很多记载革命历史、描写革命事迹的文学和文艺经典，到今天依然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刘绍棠的小说《蒲柳人家》其重心在放笔描绘古运河边的民俗风情，为父老乡亲画像，为百姓的多情重义、锄奸助良、扶危济困的美德立碑。然而，作品还应该有更深厚的社会历史内容，透过表面的一幅幅生动的风俗画，传达出人民灵魂中的渴望与追求，表现出朴实醇厚的劳动人民那种赤诚相见、肝胆相照、危急相扶、困厄相济的美好品格。

　　话剧的编创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有了更正面地开掘，导演王延松在主创寄语中阐述： “努力接近一种舞台上的‘真实’ ，主旋律叙事与呈现，话剧《运河1935》 ，既彰显家国情怀，也看到人性挣扎。 ”该剧讲述的是1935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大运河畔，一场生死较量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周家渔行的大少爷周勤离家三年，此时他以地下党员的身份肩负着查清新型毒品“金丹一号”来龙去脉的任务，回到他阔别三年的家乡——大运河畔号称“京门脸子”的北通州。自古以来，通州都是运河上最繁华的码头。此时的通州由于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和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已经沦为“三不管”地区。日本人正在往南推进以战养战的策略，用中国人的地，挣中国人的钱，养肥了他们，再接着打中国。大汉奸、专员殷汝耕正策划“冀东独立” ，企图成立除满洲国以外第二个傀儡政权，局势异常复杂。周勤团结爱国将领姚六合，说服他忍辱负重，打入敌人内部，同时联络船家女望日莲等基础群众，深入调查，查明毒品的来源，就地销毁，粉碎日本人毒害中国百姓的阴谋。令周勤无法想象的是，他的胞弟周瑞因为急于赚钱，私自将周家渔行改为“瑞昌商贸公司” ，极力摆脱洗脱不尽的鱼虾味儿，大模大样地做起了贸易，甚至与日本人暗中交易，从而使他不明就里地陷入这场由日本人策划的阴谋中。周勤作为长兄竭力想启发周瑞的觉悟，让他迷途知返，父亲用心良苦用周家的家训“无论何时何地，做事都要无惧天地、无愧良心。 ”教育两个儿子做人做事。剧中展现了豪侠仗义的北运河男儿，周家渔行仁义舍粥，爱国将领深明大义，即使是信奉“人生一世就是吃吃喝喝的乡绅”也懂得在民族大义中正确的站位和选择。该剧还展现了尚义任侠的北运河女儿，以望日莲为代表，“望日莲”本性向着太阳茁壮生长，喜欢在运河上打渔，风里雨里自由自在。她明是非、懂大理，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能够深明大义，协助周勤完成正义之举。

　　本剧通过清新生动的语言和极具本土化的行事风格，让我们深刻感受到大运河北段的运河儿女在当时的环境下，即便不是心怀天下，却因对家园的爱、对运河的眷恋和历经几千年的文化精神传承，爆发出的轰轰烈烈的民族大义和家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