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写与闲读
栏目:落墨
作者:朱以撒  来源:中国艺术报

《兰亭序》(局部)冯承素摹本

  在东方闲情艺术中,书法创作算得上一种很私有化的过程,独立的、不可合作的、不可重复的线性运动状态。它与生活节奏缓慢的古代社会是很相符的,因为它们共同具有符合慢的规律、符合闲散的人的情性,同时也符合不厌其烦的人的耐性。书法家自身以闲散之心、闲雅之趣,在慢中陶冶性灵、气质,获得精神因素上的提升。从时段上讲,世俗生活于现代、当代,精神却须面对过往的岁月,才可能与之相符。当代“书法热”的兴趣,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这种慢规律、闲心态,造成对于技巧把握的急切,更多的是精神生命意义销蚀在目的明确的操作中,审美价值趋于实用,使快节奏、忙心态难以回归旧日书艺带来的精神乐趣。

  “闲” ,一方面是肢体的状态处在一种闲雅的慢动作的过程里。行步斯文,有礼有节,激烈突兀的动作较少。《袁宏道集笺校》中叙述了这种慢态:“每下直辄焚香静坐,命小奴伸纸,书二公闲适诗,或小文,或诗余一二幅,倦则手一编而卧,皆山林会心语,近懒近放者也。 ”喜读书、挥毫者不是生活意义上的“懒” ,而是闲适之下肢体动作的雅致,有一种文人远离仕宦场景颐指气使的做派,多了闲暇下的慵懒之美。

  更主要的是心绪的止息。止息不是静止不动,有波澜、涟漪,但不兴不涌。闲有潜行、潜流之意,调节得松弛、舒缓,如端人佩玉,高柳丝垂,天然自安。生活中的闲与书法表现过程中的闲有所不同,生活中的闲不免招致“闲愁最苦” ,闲到无所打发、寄寓,以致愁苦。艺术感觉过程中的闲则带有“闲情” ,以闲情对外界物态,闲中感悟、体验。苏轼称:“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 ,元好问称:“闲身在,看薄批明月,细切清风” 。也正是有了闲心,去了芜杂,闲中看明月清风皆有意味。闲的对立面是急。这两种不同的时间节奏和不同空间构造的展示,体现作品的内蕴也就截然不同。因为时间运动的疾徐差异,导致空间停留、接受分寸的多寡,其中含纳的物质材料与情绪思感出现不一。譬如同样幅式、同样的文字内容,怀素的《小草千字文》和宋徽宗的瘦金书《千字文》不同的书写过程,在时空上留存的痕迹、私人审美信息,相距甚远,闲与急、张与弛,切实可感。

  闲笔作书,于书法家心灵内部,无牵绊挂碍之虞,更不悖逆心气。于外又不受逼迫强求,外力不能制约内力。那么,此时书写完全是一己的精神需求或肉体需求,有时技痒,肌骨动弹,也是乐事。闲写是不可期待的,可以无因,可以有诱因。闲笔书写与弹琴很有相似之处,古人曾认为作书弹琴都能长吾之精神,善吾之德性,因此对弹琴约定俗成有了“十四宜弹”之说:“遇知音,逢可人,对道士,处高堂,升楼阁,在宫观,坐石上,登山埠,憩空谷,游水湄,居舟中,息林下,值二气清朗,当清风明月。 ”这样的环境,可谓益于闲弹。在古代书论中,所倡导的都是带有禁忌的、约束的、规范的意味。收视返听,绝虑凝神,如对至尊,不免让人有规整束缚感。而实际上,书法史上有些佳作是在轻松的、无戒备的、无敬畏的闲暇之余产生。举止约束在古代社会是一种“礼” ,所谓“礼从外制” ,目的在于用礼节来辅助、修饰仪容。如欧阳询写《九成宫》 、柳公权写《神策军》 ,可以从笔调上看到一个人“斤斤争工拙于一字一句之间” ,这样的作品是窥探不到一个人自适的情怀的。延至墓志、宗祠、功德碑、圣驾巡行颂这一类内容的作品,就难以称为闲适之书,它们都具有事功的特点。

  闲书表现人的闲适之趣。闲暇时光闲暇情,砚边闲散笔闲散墨、边角纸,都可为闲书。它的过程缺乏焚香沐手的正规、郑重,以一个人身心舒展的无所欲求,信笔而走。这一类作品从外在看就是轻盈,若风之于水,适相遭而生。那些有备而来的书写带着用意,多求合于金科玉条、按谱征调。闲写透露出向下的、信手的笔意,予人轻巧的、怡悦的感受。祝枝山书《先母陈夫人手状》和《致敬心老弟茂异尺牍》 ,由于对象身份不同,下笔情调就有庄、谐之别,前者倚仗于理,后者得之于趣;前者“无所逃心” ,后者心机清平。实际上,每一个具体的书法家都具有多种的情调,根据对象而抒发。闲适的机会在书法家的生活中应该要更多地体现,那种风风火火、煞有介事地应试、表现,是有累身心的,只能偶一为之。艺术要给人怡悦,同时也给自己排遣打开一个通道,如欧阳修所言,“学书消日”就是闲情为书的体现。

  闲写对于物的依赖较少。对于物的依赖是书法家的一种惯性,对于纸笔的要求甚高,甚至需要特制,这正与闲写不同。因此闲写之作在规范上不如正襟危坐之书,错漏的出现率也较多,甚至出现了也无意修正。闲写本身就是一种乐,乐述乐怀,达意可也。当然,古人这种闲适意不是与生俱来,有的是经易坎坷磨难之后的一种转志,由先前的建功立业心灵外倾转化为淡泊宁静的倾心向内修为,由此忘却仕功之累。这样,一个书法家越往后,所书写之内容,所达意之笔迹,都偏于松弛自慰,偏于轻微淡远。譬如清秀飘逸之书风,就常常是这一类书法家抒写情怀之首选。

  闲写是排斥强大的规定性的,规定性只适宜有目的的书法家。譬如书展中所规定的扇面展、楹联展、正书展、行草展,就是对书者实行规定,而书者的参与也必须在此规定内完成。这种规定未必符合闲的需求。闲与散是相配合的,譬如主题,并没有事先选定,文如沙海蓦然显现,有所感,拈起而书。又如幅式,写之始终凭闲心驱使,幅式可大可小,简札式、便条式亦无不可。再如笔墨,可涂可抹,可圈可逗,甚至晕润不成形,飞白不成字,皆无不可。这些散淡的、散漫的痕迹,以规矩衡之不成方圆,因此这类作品是不可能上竞技台的。从心理学上讲,艺术家期待以作品实现自己的理想,展示才能、个性、能力,以获得社会、人群的认可。这种愿望的达到不是一厢情愿,是需要人为的努力。转而自娱,则完全是个人所能做到的,无须外界的肯定、褒扬,不依赖外物。 《老子》称:“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由于不争,以书道致平和就有了基础。

  闲写的作品需要有闲读的心境。读一幅闲适之作,只有平和的心绪,才能品咂出至味。书法史上流传的诸如《兰亭序》这类作品,都是在平和心态中逐渐显现出其中之美的,而绝不是行色匆匆、心急气躁可得。一个读书闲者无须如一位评论家那般肩负阅读时的职业义务。一个人阅读的收获,甚至是在无意中所得,如陶渊明所云:“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 ”我们在阅读书法作品时有一个集体无意识的误区,即不自觉地要求在阅读中受益,似乎阅读就要产生功能。尤其是对于“术”的追求,是阅读的重点。这样,阅读就无“闲”可言了。闲读是阅读状态中最基础、本质的部分,是不背负“开卷有益”的精神重担的。阅读的闲情逸致之心是需要培养的,对于来自外界的暗示、引领、要求、结论都需要去掉蒙翳,使阅读处于豁然放松的漫游之中,如苏轼所称:“也无风雨也无晴” 。

  只有心存闲适,阅读才能得趣。以无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只有逸致者可以从容地到达。即便是缺乏阅读技巧能力的读者,在闲适的浏览中,感到怡悦、喜意,也就是一种美行。在越来越多的展览上,这一类作者多了起来,在消遣中阅读,以目视而不以神遇,颇为自在。而专业阅读中往往心不闲而执着,执意品评高下,排列等第,甚至要读出个君子小人,心态反而不闲了。当代社会生活的紧张、迅疾,会使人更注重调解和松懈,注重古典精神那种如静坐、散步般的散漫、徐徐之态,暂得一己的清明境界。

  闲写和阅读在走向上是同位的,都是对竞争的一种规避,对于自我精神,则是一种养护和抚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