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改革开放，何来新时期四十年的辉煌历史？改革开放激活了沉睡了几十年的历史，令中国当代史的面貌焕然一新。这是四十年文学创作经验的一个前提。

　　我想就文学形式的探索谈一点看法。1979年到1982年，文学界的主要精力是清理历史旧账，比如伤痕和反思文学等。此后是关于文学形式应不应该探索的争论，这就是冯骥才、刘心武和李陀三人的《关于“现代派”的通信》 。这次通信的讨论不太深入，还纠结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与现代派关系的问题上，但因它对文学探索形成的鼓励，徐星、刘索拉和张辛欣等初期现代派小说出现了，作家开始与欧美二十世纪现代派小说接轨。

　　更大范围的文学形式探索，是1985年、 1986年的寻根文学和先锋小说，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在艺术形式上的一次重大转折。在这几年前，这一思潮就出现在历史地平线上，刚开始由王蒙的意识流小说实验牵引，接着北京的青年作家徐星、刘索拉和张辛欣创作了形式独特的小说。先锋作家马原、洪峰、余华、孙甘露、格非的形式实验更为激进，他们把卡夫卡、博尔霍斯潜意识心理剖析和客观叙述的技法拿过来，运用得活灵活现。这是当代文学史上最大一次“世界化”的文学活动。它的功劳和意义，一点不逊于1917年的“文学革命” 。

　　那么，这场文学形式探索上的“文学革命” ，对敢于创新的作家意味着什么呢？不再是小说“写什么” ，而是“怎么写”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只强调小说写什么，就会把怎么写的创作创新冲动束缚住了，“怎么写”才真正是给作家的思想观念和创作松绑。作家明白，小说有无穷尽的写法和艺术的可能性，你怎么创新、探险，不管成功不成功，都不会有人干涉，相反，还在作家协会、文学批评家和广大读者那里，受到千般热情的鼓励。在我看来，这是发生在作家内心深处的一场真正的“形式的革命” 。所以，之后新写实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女性写作、 “60后”和“70后”作家，都涌现出来了，什么禁忌都不存在了。

　　回想这场30多年前发生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文学革命” ，真像一场历史地震，真像是一次“凤凰涅槃” ，像一次个人思想观念和文学形式的脱胎换骨。每个与文学创作有接触的人，都经历了最为深刻的文学观念和形式的洗礼。

　　上面我谈了文学创作对形式探索的贡献，但不要忘了它还有重要的两翼，一个是文学批评的推动，一个是杂志编辑对文坛新秀独具慧眼的发现。

　　这一幕值得永远记忆： 1979年，刚刚复出的美学家朱光潜先生率先提出人道主义问题，引发了一场热烈的讨论。在此前后，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召开，接着是李子云的文章《为文艺正名》 ，关于现代派文学的争论，其后是“论文学的主体性”“向内转” ，一系列富有激情的新锐思想的爆破，彻底在文学观念上使文学创作，从阶级斗争转移到文学是人学这个大盘子上来。与此同时，上海一批新潮批评家对叙述、形式结构的大力倡导，以及他们对先锋作家作品的细读，全面普及了新潮小说的知识。不仅在大学的文学课堂上广为传播，还由此传播到全国各个层次的读者中去。

　　另外，不能忘记全国各地文学杂志编辑对形式探索的大力支持，没有他们辛勤的劳动，怎么会在短短的四十年涌现那么多优秀作家，形成当代文学蔚为大观的壮丽局面？编辑从来就是文学史的一个部分。在此，我举几个具体例子，例如《当代》的秦兆阳与路遥的《惊心动魄的一幕》 ， 《小说季刊》的王维玲与路遥的《人生》 ， 《人民文学》的朱伟与莫言的《红高粱》 ， 《北京文学》的李陀与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 、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 ， 《人民文学》的王蒙与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和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 ， 《当代》的章仲锷与王朔的《空中小姐》 。在地方一级的文学杂志上，还有众多默默无闻的大量优秀编辑，对这些成名作家初期的提携帮助。因大量史料文献还没有被发掘，可惜很多事实没办法知道。

　　总之，总体历史环境、作家、批评家和编辑的合力作用，才使文学形式的探索构成了新时期文学四十年里最为重要的文学经验。

（程光炜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