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巴霍巴利王2：终结》剧照
正如霍华德·苏伯在《电影的力量》中说的，“人们走进电影院不是去看一个真实的世界，而是想看一个对已知世界有所补偿的世界。 ”电影作为造梦的艺术，创作者为观众建构了一处由影像编织的虚拟世界，天马行空、五光十色的幻象之地常常令观众流连忘返。对于受众而言，在身临其境的观看体验当中，不仅仅是在看一个精彩、动人的故事。而当故事结束，灯光熄灭后，走出电影院时的那一刻驻足回想，便是创作者意图通过电影文本向观众传达某种主旨意蕴的达成。
由S·S·拉贾穆里执导的影片《巴霍巴利王2：终结》的上映，再次引发了国内观众对于印度电影的讨论，暂且抛开国内观众对于印度电影中“一言不合就尬舞”的固有认知。电影《巴霍巴利王2》作为系列电影“巴霍巴利王”的终章，继续讲述着印度版的“王子复仇记” 。雄伟壮丽、金碧辉煌的摩西施末底皇宫，与星辰同游在夜空当中的天鹅船，影片再度将观众拉入印度神话的魔幻世界。
在影片的剧情设置上， 《巴霍巴利王2：终结》承接着上一部的叙事。如果说前作《巴霍巴利王：开端》在基本故事原型或者故事核层面，参照的是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的受难王子复仇的冒险旅程。那么， 《巴霍巴利王2：终结》在电影叙事整体的框架构建上，与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摩诃婆罗多》达成了互文。
《摩诃婆罗多》中对“坚战”与“难敌”两位统治者之间的斗争进行了华丽、精彩的描述。一方是代表公正、仁慈、受人爱戴的般度族领袖“坚战” ，另一方是残忍、邪恶化身的俱卢族首领“难敌” 。双方进行了漫长而又残酷的战争，最终由亲近人民的“坚战”获得了最后的胜利。正是基于此， 《巴霍巴利王2：终结》在电影叙事的整体架构上遵循史诗《摩诃婆罗多》当中的二元对立模式，即正义与邪恶、仁慈与残忍、公正与失衡。在具体的情节设置上，围绕着阿玛兰德拉·巴霍巴利与兄长巴拉迪瓦之间的权位竞逐展开。相较于史诗中“纯粹”的敌对关系，影片中人物基于血缘关系下的差异化欲望诉求，更加彰显了人性的复杂一面。同是手足兄弟的二人，最终各持剑刃，走上了欲望纷争的斗兽场。
电影作为社会话语实践，不仅仅是为观众讲述一个简单的故事。在显性的外部电影情节之下，隐藏着创作者携带的某种表达欲望，即意图借助文本传递给接受者的某种诉求。并且，这样的诉求与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不可分割。无论是前作中对于希瓦（巴霍巴利之子）作为英雄身份的确立，还是续集中对于父亲巴霍巴利悲剧性人物的展现。显然，创作者在影片的主旨蕴含与价值预设上是一种基于公平公正的文本诉求。
在影片《巴霍巴利王2：终结》的开场部分，以快速剪辑的镜头蒙太奇，为观众呈现那位在人们口中被誉为“神灵”的巴霍巴利。在实施种姓制度的印度社会，出生于统治者阶层的巴霍巴利是普通民众眼中不可触碰的荆棘，对于处在首陀罗阶层的奴隶而言，更是无法僭越的红线。但创作者有意塑造一位打破传统种姓观念的“明日君主” 。影片中，年纪尚小的巴霍巴利，看见躲藏在角落里用食的卡塔帕，好奇地跑过去询问，“为什么你们要在这里吃饭？ ”基于社会话语规约的主仆关系，身为奴隶的卡塔帕没有资格与巴霍巴利王子共同用食，甚至连看都不能被看到。只能蜷缩到无人的角落，吃着再廉价不过的食物。而天性善良的巴霍巴利却不接受卡塔帕的好意拒绝，并且以孩子的天真口吻说着，“叔叔，我想尝尝这个，我请求您喂我。 ”基于平等公正预设条件下的人物互动关系，消解了原有主仆关系之间的不平等的秩序规约，同时也蕴含着电影文本的内在精神指向，对跨种姓、跨阶层、跨地位的一次影像弥合。
“一部电影要想令人难忘，不一定需要幸福的结局，但是必须有个公正的结局。 ”当巴霍巴利走入兄长巴拉德瓦设下的圈套，被自己最亲密的人——“叔叔”卡塔帕用刀刺穿的前一刻，口中还庆幸着“只要有叔叔在，巴霍巴利永远不会倒下” ，当邪恶占据了整个银幕，正义的离场，无疑让在座的观众陷入了英雄陨落的悲痛中。而创作者则十分清楚这一点，他们通过叙事情节的转变牢牢控制着观众的心理体验，在戏剧性冲突的高潮时刻，让正义再度归来。
从受众接受层面而言，电影叙事中基于整体性社会想象的“公正结局” ，所应和的是人们现实生活中所普遍渴望的正义在场。现实生活中因诸多原因导致的正义缺失，让处在社会之中的每个个体背负着沉重的包袱。对于正义的渴望、对于公平公正的期待，显然，成为现代社会之中个体的基本诉求之一。电影作为造梦机器，无疑承载了观众的银幕期待，通过声画结合的影像，为观众建构弗洛伊德所说的“幻想性的现实再造” 。而在这场“现实再造”的幻境中，基于公平正义诉求的银幕人物的戏剧性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观众完成对正义的召回，对邪恶的反抗。从而使得观众在电影的欣赏过程中，获得了相似的替代性满足。正如影片的结尾，继承父亲巴霍巴利王意志的希瓦最终将邪恶的国王、自己的叔叔巴拉迪瓦打败，将正义之光重新照耀在这座久违的宫殿，而那象征残忍、邪恶的雕像头颅，随着河流的翻滚，摔成了块状，坠落在印度宗教中守护神毗湿奴的林伽面前。
近年来，印度影片在国内电影市场的频频热映，诸如《巴霍巴利王》 《摔跤吧！爸爸》 《神秘巨星》 《小萝莉的猴神大叔》等印度影片，斩获了高额的票房成绩的同时，也俘获了众多观众的心。这些电影在为观众讲述一个精彩、动人、极富戏剧性的故事之外，还延伸出对印度现实社会中存有的腐败官僚体制、男女不平等问题、宗教冲突，以及社会公平公正等社会事件的关注与反思。那么，问题随之而来。在具有明显差异性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如何让电影获得他国观众的认可？显然，这样的问题不仅仅针对印度电影为何能在中国市场中大放异彩，而反过来思考，中国电影“走出去”时面临的困境和难题，也亟待一套行之有效的策略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