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导演林超贤“北上”后的“常”与“变”
——谈电影《红海行动》
栏目:争鸣
作者:钟思惠  来源:中国艺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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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lign="center"><img width="400" height="225" style="border-right-width: 0px; border-top-width: 0px; border-bottom-width: 0px; border-left-width: 0px" complete="complete" uploadpic="W020180313666369617290.jpg" alt="" src="http://www.cflac.org.cn/zgysb/dz/ysb/page_6/201803/W020180313666369617290.jpg" OLDSRC="W020180313666369617290.jpg" /></p>
<p align="center"><font color="#0000ff">电影《红海行动》剧照</font></p>
<p>  两年前电影《湄公河行动》的优秀市场反响让香港“北上”影人林超贤成为主旋律商业片的热门导演人选, 《红海行动》的成功无疑为他再添一份荣耀。从曾经的港式警匪片专业户到今天的类型片游侠,林超贤的“北上”之路既从港式警匪片中携来硬汉气息浓厚的个人气质,同时很多叙事策略也在悄然生变。</p>
<p><strong>  从江湖义气个体到时代英雄群像 </strong></p>
<p>  在《红海行动》中,港式警匪片中的江湖义气和个人主义精神被替换为凸显集体主义特质的战友情;故事背景也从街头巷尾的城市警匪斗争变得更为宏观开阔,蛟龙突击队跨国纵横、辗转多地,踏出一条北非沙海中的“狂暴之路” 。</p>
<p>  同为撤侨题材,如果说《战狼2》带有对个体英雄无所不能的浪漫想象,那《红海行动》则重在勾描集体氛围浓厚的时代英雄群像。故事前景中的小队是完整的个体,任何一个任务都必须通过全组队员的各司其职、相互照应来实现,而他们行动的施展也有赖于被推向故事远景中的上级部署。 《红海行动》中所要表现的蛟龙突击队是个八人团体,除了展现出其“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的军魂情义,也要在高度相似的装扮中主要通过角色职能来实现人物定位和个人辨识。故事主线虽是描述蛟龙突击队的救援行动,但导演也颇着笔墨地挖掘了个体角色。</p>
<p>  “林氏”影片一个突出特征就是角色矛盾状态的常存。在林超贤以往的警匪片中,主角向来有性格弱点,抑或是身份本身游走于边缘或灰色地带,林超贤以这种对“软弱的凡人”的关注视野完成另一种意义上的英雄重构。无论警匪,其个体都充满凡人生活琐碎的难言之隐,例如《野兽刑警》中黄秋生饰演的、在黑白两道之间左右逢源的刑警烂鬼东。 《红海行动》中,林超贤继续烛照人性的本能与软肋,在此基础上开掘角色的成长意义。例如影片对狙击手观察员李懂所存在的心理障碍投以关注,从开头他的下意识躲避、到狙击时无法瞄准、再到最后关头完成逆转局势的一次狙击——在整个环环铺垫中完善李懂这一人物的行为逻辑,实现角色成长。尽善尽美式英雄必然会损害人物本身的真实肌理和与观众的情感距离,因此,在刻画蛟龙突击队英勇铁血的同时,影片也通过柔软细节赋予他们人性依据。</p>
<p>  林超贤惯用的悲情也在本片延续,死亡往往是他影片中主人公完成个人信仰的升华仪式。由于《红海行动》以“也门撤侨”这一真实事件为创作背景,观众对这一真实事件的了解制造了结局预期,因此,对于很多商业片而言非常重要的悬念建构就无异于宣告瓦解——真实事件所带来的结局预设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这类影片先天不足的叙事境地。林超贤在此处通过对蛟龙突击队的群像塑造,让他们成为观众的关切对象,这实际上完成了一次关注重点的偏移:除了侨胞能否顺利撤离、人质能否得到解救,蛟龙突击队队员能否平安归来则构成了观看过程中的更大悬念。于是,在《红海行动》中,蛟龙突击队虽为守护我们时代的“超级英雄” ,但其无所不能的浪漫想象被残酷打破,他们会断肢、也会倒下——这就实现了将英雄叙事和主流价值观的移接:在突击队的艰难行进和现实悲情中反复渲染,告诉观众“今日和平之宁静美好,正是因为有人替我们经历惊涛骇浪” ——至此,故事从纯粹的电影事件成为对现实的折射和回应。我们不再是旁观的观众、影片中的故事与我们无关,而是深刻感知到影片的人物和情节与我们密切相联,家国情义让我们产生了极大的共鸣——这也是《红海行动》 “路人缘”的重要来源之一。但林超贤此次抛弃了《逆战》中一把鼻涕一把泪式的慢节奏抒情,仅在密集行动节奏中匀出几个细节性场面,却更容易让观众在这炮火间隙的温情片刻达到情感高潮。</p>
<p>  除了冲锋在一线的蛟龙突击队,女记者夏楠在人物刻画中也着色颇浓。在林超贤以往众多影片中,女性角色仍未跳出港式“花瓶”的框架,她们或是因为感情戏需要而出现,或是作为故事矛盾的引爆契机。而此次《红海行动》给人的直观感受之一便是女性角色在剧情中参与度的上升。除了本身就作为突击队员之一的机枪手佟莉,女记者夏楠直接承担起追查脏弹去处的副线剧情。在导演林超贤看来,海清饰演的女记者这一角色是影片中他一直想找到的命题,这个平民角色阐释了平民角度的使命感。海清所饰演的这个角色与彭于晏在《湄公河行动》中饰演的主人公经历相似:彭于晏饰演的方新武因为毒贩杀害了自己的女友而选择了卧底缉毒警察这个职业,誓与毒贩抗争到底;海清饰演的记者因为家人在爆炸案中死去,为了避免更多这般悲剧再现而积极参与和发声,与恐怖组织作斗争。于是这一角色跳出了附属性功能的限制,具备了独自的行动动机和个人立场,独立地承担起了一条叙事线索。</p>
<p><strong>  主旋律商业类型片成为标签 </strong></p>
<p>  当香港导演“北上”成为普遍现象,华语电影格局重新洗牌的同时,“北上”创作人的创作风格也在悄然生变。如何处理两种来自不同文化时空的观念冲撞,林超贤选择将其多年创作所积累的熟稔的警匪片技巧和商业片运作流程为外质,来包裹带有主流价值观色彩的内地文化和社会面貌的内核。</p>
<p>  一直以来,类型电影都被认为担负着某种特定的文化身份,满足整个社会意义上的大众心理情结。 《智取威虎山》 《湄公河行动》 《战狼2》等影片的成功说明了当代中国电影观众对于主旋律类型片实际上是存在着相当广阔的市场需求。商业片和主旋律片之间也不再泾渭分明,而是进行了诸多迭代和融合。这类影片无疑契合着当前中国高速发展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语境,也满足了民众对于社会安全感和公平正义的渴望。尤其是在跨国语境中,彰显出影人和观众的文化身份和全球想象。</p>
<p>  而今,主旋律类型片似乎成为了林超贤“北上”后的一大标签。林超贤曾在受访中指出,在香港创作了多部警匪片后会陷入创作上的某种局限,因为整个社会面貌和条件会限制他对影片中犯罪元素的更宏大的构思。 《湄公河行动》为他打开了一个新的出口,这次的《红海行动》则进一步圆了他一直以来想拍摄海军题材大片的梦想。影片无疑具备了优秀的现代电影工业的视听品质,在遵循类型模式和商业规律的同时与主流价值观相衔接。</p>
<p>  但在类型叙事程式支配下的林超贤,其《红海行动》也存在着缺陷。影片最大的叙事缺憾在于对困境和冲突的设置流于固定和简单化,叙事情感上也由于缺乏了文戏的支撑,而显得全片过于紧绷、视点混乱。林超贤向来是个拍武戏远胜于文戏的导演。在《红海行动》中他甚至规避了文戏,直接以大篇幅和大体量的动作场面构成影片主体,其镜头语言一如既往地利落、准确。作为军事题材影片,这无疑是最大卖点,但此处却显得有些过火。故事中为蛟龙突击队设置了四段任务:突袭索马里海盗、掩护华侨撤离、解救被劫持人质和粉碎恐怖分子阴谋。四段任务在时间上相继进行,在视效场面和所动用的武器级别上也几乎是依次升级,通过情节设置和动作场面、大量的快切剪辑和持续轰炸的火爆场景不断刺激观众肾上腺素的前冲而没有停息。在文戏大量缺席的情况下,为了让观众一直保持兴奋和维持代入感的目的,影片设置了一环接一环的救援任务并强化类型元素的刺激,造成的结果是最直观的视觉冲击和精神狂欢,所能调动的情绪十分有限,对于观众来说也容易在不喘息的轰炸和战斗场面中产生浸入式疲惫。大量爆炸场面的使用让林超贤这次犹如迈克尔·贝(电影《变形金刚》导演)附体,这种堆砌所产生的结果也是相似的,那就是审美疲劳。</p>
<p>  稳定的发挥让林超贤制作这类主旋律类型片的能力得到良好证明,其影片叙事也不断成熟和类型化。市场需要像《红海行动》这样稳定输出的高口碑主旋律商业片,但从电影本体的角度说,也不得不考虑到,偏重视听语言的打造,主流价值观内核+重工业操作模式+大体量动作戏篇幅这一固定程式是否会限制了在个体情感和人物内核上的挖掘?笔者祝福林超贤的主旋律类型片之路,也期待在他的后续创作中看到更多的深耕和突破。</p></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