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新原野》剧照
《新原野》 ，会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原野》 。编剧万方，又会自动关联到曹禺。女儿将如何改编父亲的经典名作？侧重人性剖析还是重新解构？立陶宛女导演对中文文本的理解是否会“水土不服” ？我期待演出能一一给出答案。然而110分钟后，起身离场的那一刻，全部观感汇集成一个念头—— 《新原野》 ，把一把好米做夹生了。
此《新原野》与彼《原野》完全没有关联，是万方根据自己的小说《杀人》另起炉灶做的一出新戏。1937年，曹禺写下了充满人性撞击的《原野》，这之前，有《雷雨》和《日出》。作为他的女儿，万方肯定是有压力的。直到2006年， 《有一种毒药》在首都剧场小剧场上演，才算与父亲正式成为同行。之后，万方编剧的《冬之旅》反响很好，客观上促进了《新原野》的问世。
《杀人》确实有改编成好戏的潜质，可惜改编成《新原野》后，没能化茧成蝶。
《新原野》从六团半夜起身找水喝、看见婆婆服仙回家写起，六团不敢相信失踪了那么久的婆婆居然还活着。看着睡得极不安稳的婆婆，六团的思绪飘回了自己出嫁的日子。六团与鞠生是“媒妁之言” ，新婚后的第九天鞠生便离家进了城，一去就是两年，回家后便要跟六团离婚，引起轩然大波。鞠生被绑，深夜六团放走了他。又过了七年，鞠生回来接母亲服仙到城里过好日子，服仙拒绝了。鞠生再一次回来，依旧是为了离婚，这次他找到了公社，并要母亲作证他和六团没有在一起生活过，服仙再一次拒绝了。母子俩激烈争吵后，鞠生去了公社，服仙却失踪了。半个月后，河里飘来一具残缺不全的女尸，村民们断定那是服仙。六团心中认定是鞠生间接害死了婆婆，所以，跟公社派的调查员说是鞠生害死了服仙，鞠生因此被收监。过了不久，衣衫褴褛、疯癫呓语的服仙回家来了，梦中还与人撕扯争吵。六团慌了，她怕村民说她是恶毒的儿媳妇，最后，她用枕头捂死了婆婆，一起投河自尽。
故事中，最强烈的戏剧性在“杀人” ，最可观的人性是“杀人”前的内心挣扎。可《新原野》将这些严重延宕了，在这之前，用了大量篇幅线性叙述了六团忍受苦难的一生，却不交代足以让她产生杀人念头的心理变化。一个好题材就这样被白白浪费了。反复渲染的“苦难”毫不费力地淹没了六团的人性、六团的爱恨，而麻木的六团又怎么会杀人？
舞台上的六团是扁平的，彻头彻尾的浑噩麻木。鞠生第一次提离婚，母亲服仙及一众相邻强烈反对，六团却没有任何表示，还放走了被绑的鞠生。村民不怀好意的捉弄，六团也不生气，对让她陷入难堪的丈夫鞠生竟没生出一丝怨怼。六团对丈夫的全部恨意仅止于骂上一句外，再也看不出她有更多的恨意，更没见她身上有女人的欲望。
六团难得的一次“人性”流露，发生在服仙失踪后。婆婆与鞠生激烈争吵后突然消失了，各处都找了，直到河里残缺女尸的出现。村里人和六团把“她”当做服仙下葬了。婆婆的死，让六团措手不及。与婆婆相依为命半辈子，名为婆媳，实则情同母女，情感依托的突然消失把六团日常生活的平衡打破了，没有鞠生的日子她已然在漫长的等待中习惯了，可家里没了婆婆，就跟丢了魂儿似的。鞠生不回来离婚，就没有母子间的争吵，也就没有后来婆婆的离奇失踪，想到这，她第一次真正“恨”上丈夫鞠生。葬礼上，她跟调查人员说鞠生是杀人凶手。只是很可惜，六团的真性流露只做短暂的灵光乍现。看见服仙活着回来，她的反应不是喜极而泣冲上前抱住婆婆，反倒像是见了鬼，很不情愿相信婆婆还活着。这还是六团吗？婆婆早就成为她生活中的一部分，是亲人，相伴相依几十年，人前处处维护，即便数落两句，也是恨铁不成钢，埋怨她留不住丈夫。这样的婆媳亲情，她怎会那么轻易地下手杀人？
先惊喜，而后转为恐慌害怕，这才能合理地引出杀人动机，人性的纠葛才会在由此及彼的过程中逐步显露出来。六团虽说麻木，可对她真正在意的人是服仙，六团会决绝地为她报仇，也会因为诬告鞠生而在婆婆面前诚惶诚恐。即便服仙回家时已然神志不清，可难保她不会慢慢或者突然清醒，诬告的事总归是瞒不住的。六团要怎么跟婆婆交代？婆媳再亲近，鞠生终究是服仙的儿子。六团是怕没法跟婆婆交代而起了杀心？与其惶惶不可终日地在恐惧中度过还不如杀人一了百了？还是怕诬告被揭发后必然获刑而杀人？剧中把杀人原因归结为六团怕村民说她是恶毒的儿媳妇，显然将六团该有的心理煎熬做了简单化处理，最能表现人性的关隘被轻易放弃了。
似乎，编剧也并不着意于展现人性。 《原野》主打“人性” ，而《新原野》主打“女性” ，以女性视角讲述女性的悲苦命运。媒妁之言的命运悲剧让人欷歔，而六团的命运选择仅代表特定时期一个女性群体的选择，对应了鲁迅先生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与当下女性的婚恋生活很难找到契合点，拉开了舞台与观众的距离，她不足以为中国女性千百年来情感困厄的宿命轮回代言。六团夙兴夜寐的辛苦劳作，与《氓》及《孔雀东南飞》中的女主人公极为相似，然而在遭受虐待后，她们是觉醒的，选择了离家式的反抗。而六团不离家， 17岁之后的人生全然是被动承受，守着婆婆、守着这个家，想着鞠生总不能一辈子不见他妈，一念执著了几十年。丈夫的冷漠羞辱没有让她觉醒，自杀只不过是慌乱仓促杀人之后的自我解脱，而并非觉醒后的反抗，所以，精神麻木的六团肩负不起“女性意识觉醒”的旗帜。
小说改编话剧，两种艺术形式的转变必然要有所取舍。主创不愿意放弃小说中的诗意，执意带入戏剧，清冷的月亮有了，孤寂的荒原有了，浪漫主义的幻化也有了，还不满足，还要让六团吟诵台词，自说自话地在舞台上间离。诗意是有了，但每一次的间离，都事先起范儿，将间离变成“此处有诗意”的舞台提示。艺术呈现应该不拘一格，关键要看间离处理是否能够帮助剧本情节的推进和人物塑造。从已有的呈现效果看，间离阻碍了演员走进人物的内心，彼此隔了山高水长，观众也很难在两层皮的隔阂感中感知人物、体验人生况味。
说到底，主创没有讲好这个“杀人”故事，而外国导演虽然用比较陌生的舞台语汇扩展了剧本的表现边界，但没能掌控好全局，戏剧结构、情境、矛盾的设置，没有将六团的人物形象支撑起来，人物也顺带着支撑不起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