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根固本 人文并重
——关于口头文学遗产普查记录理念与方法的回顾与思考
作者:王锦强  来源:中国艺术报

  我把新中国民间口头文学普查的历史阶段大致概括为这样两组关键词:政治性(事件缘起) ——非理性(运动结构) ——技术性(服务职能) ;超现实(神话化) ——精英化(理想化) ——平民化(实用化) 。前期顾头不顾尾,中后期逐渐理性化。

  一、大跃进民歌掀起全民创作的“冷高潮”

  从五四歌谣运动开始,一直到延安时期对民间文艺的搜集、整理、研究、运用,民间文艺事业已取得了初步成果(但只是局部性和零星化、艺术化的) ;新中国成立后的大跃进民歌及新民歌运动模糊了文人文学和民众口头文学的界限和分野。新中国成立后对民间文艺的采集,强调科学性、全国性和全面性,并在领袖倡导、全民动员的情况下慢慢形成巨大而无穷的力量,逐渐变为全民的民歌搜集与创作运动——大跃进民歌。

  不可否认的是,这个时期的文学运动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文化艺术打开了一扇再也无法关闭的民间文艺的大门,甚至进入一种狂热和非理性状态,民间文艺的真正宝藏并没有得到科学发掘和利用。而文人作家的不速之客式地闯入必然是到处碰壁,得不偿失。

  然而,对于这一演变为大跃进的民歌运动,到底取得了什么样的文化实绩、为何形成如此声色和阵势,其影响烟消云散了吗?学术界对此缺乏研究和剖析,这是新中国文艺理论建设的巨大缺憾。我们为何缺乏哲学思想、理性精神、批判意识,应该从民族精神迷雾或灵魂深处找找肌理纹路或病灶与基因。民间文学与民间文化研究离开了对信仰和价值观的解析、考量和追问,肯定行而不远。

  二、 “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时期,全面科学普查民族民间口头文学形成较为完整的体制、机制和网络,理念及方式方法有了新的时代色彩

  近四五十年,中国社会经历着剧烈的变化。我们的一切,包括遗产都在这剧烈的变化中不断地产生前所未有的问题,并面临巨大的挑战。在物欲的社会里,必然轻视精神。文化遗产作为公共的、精神性的事物必受到冷落。

  于是,挖掘、收集、整理、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不仅可以促进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还有助于延续中华文脉,造福一方百姓。从1981年至2009年,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从酝酿、立项到全面实施,经历了近30年。

  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将几千年来民间的无形精神遗产变为有形的文化财富,有效避免了民间文化在经济全球化大潮冲击下的快速消减和灭失。它为世人了解中国民族民间文艺发展规律、应对社会高速发展所带来的文化转型,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文学财富和精神资源。其声势还有些许前二十多年文化运动积蓄的结构性余威,但不能同日而语的是民间观念、民间立场、民间情怀开始成为主流。这次大规模的普查行动中,所搜集的一大批珍贵的各民族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语、史诗、长诗、地方小戏、说唱文本等民间口头文学作品,改写了汉族文学文化史和新写了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史,也重写了中国的文学史和文化史。

  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项目推广的“成书在县、初审在市、复审在省、终审在国家”的运行机制,经过多年实践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也被各省、市、县的各层级民间文艺工作者所普遍认同,并得到他们的热情响应和积极配合,为新世纪中国口头文学遗产工作竖起了一座文化丰碑。

  三套集成最突出的问题是出版的图书形式单一,录音录像资料没有得到归档和视听呈现,利用率低;神话史诗长诗多为节选,未体现出全貌;文字整理的痕迹明显,还有一些创作和改编成分在里边;普查工作并未全面彻底,资料保管没有下文,留下很多尾巴;后三套集成时期的后续研究工作跟不上时代发展,民间文艺工作队伍逐渐解体,民间文艺人才队伍出现断层;十套民间文艺集成中民间文学逐渐游离和独立出来,与民俗文化和其他民间艺术的联系没有得到很好的学术粘连,而且逐渐使民间文学失去归属感;重文本轻人本的现象比较普遍等等。

  面对这些难题和挑战,中国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积极行动,通过摸索和实践,并积极推动政府和相关机构逐步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和保护体系。

  三、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造势和铺陈

  2002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倡导和发起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实为一个综合性的民间文化项目组合,它同时也为国家有关工作的常态化和制度化铺路和造势。该工程以文字、图片、录音、摄影、摄像作立体记录,确立中国民间文化保护的体系和对象。其重点实施项目《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县卷本》内容包括民间神话、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笑话、民间童话、民间寓言和其他民间故事作品。 《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县卷本》力求真实地反映各县的民间文化特色。

  上海市成为《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唯一出齐区县卷的省份。在我国正处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的转型期和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时刻,为急剧变化发展、日趋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留下一份珍贵的民间口头文学历史文献,具有重要的文本价值和文化意义。

  流传是民间文艺最显著的特点。无穷的复制和附会是孪生兄弟,应视为民间文学的渐变功能和存在形态;不发生变化(或变异)的民间文学很难存活。我们应重视这种不同样态或大同小异的版本或作品的价值,在传播与差异中寻找民间文艺的真味。 《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江苏南通市分卷》对相同或相似的传说、故事母题,以及不同地区文化生态的殊异,给以特别的关注、描述、演绎和延伸。多版本、流变性是民间故事的流传特点和旺盛生命力之所在,也是文化多样性和地域性、民族性的生动体现。比如,同样是讲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海安人细致地讲述天地初生的经过以及日月星辰、天地万物的由来,而启东神话“盘古王造人”则戏剧性地附带了“寡汉”产生的特殊缘由。更为明显的,各地有不同的传说、故事母题,构成了各具特色、斑斓多彩的民间文化景象。

  “民间小故事,人生大智慧” 。 《中国民间故事全书》被列入“十一五” 、“十二五”全国重点图书规划,还被列入“农家书屋”采购清单以及向青少年推荐的百种爱国主义教育推荐书目。“浙江瑞安卷”刚一出版,便成为瑞安市外国语学校第四届读书节的重要阅读文本,并作为本校教材建设课题。该校还倡导学生阅读民间故事,把学到的故事讲给别人听,并且深入乡村搜集瑞安民间故事,汇编出一本学生搜集的瑞安民间故事集。这是民间文艺教育传承的一个生动个案。

  湖北省宜昌市是全国最早响应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地级市。该市不仅高质量地完成了12卷本458万字的《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湖北宜昌市分卷》 ,而且在传承人调查、认定、命名、研究及相应保护措施方面用力颇丰,受到普遍称道。

  住在五峰深山的老农刘德培以擅长讲述故事笑话闻名乡里。1984年起,五峰县政府开始按年度安排专款,照顾刘德培老人的晚年生活,此在湖北省为首开先河。五峰县政府对刘德培老人的特殊照顾,则从1984年持续到2000年12月刘德培老人病故,长达17载,在全国罕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对刘德培的系列保护措施,成为后来宜昌全市对高龄民间文化传人实施照顾的参照坐标。夷陵区(原宜昌县)自2000年起,就对下堡坪乡谭家坪村的农民故事高手刘德方每年安排照顾并拨专款1万元; 2007年,在刘德方70大寿前夕,又为他解决一套3室1厅住房,他在偏僻的谭家坪村的低矮简陋的小土墙屋,则被区里整修,作为故居保存下来。宜昌对民间口头文学传承人的保护举措,在全国民间文艺界传为佳话。

  《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是在既往普查工作的基础上整理遗产,保护资源,光大精华;文档化、数字化是既往的突破和发展,传承人受到前所未有的真正重视和关怀才是这一阶段的重中之重。有史以来,为民立传,在新世纪才逐渐成为现实。

  在实施这些工作当中,中国民协始终把理论研究和学术总结放在重要位置,通过科学理论和学科理念指导普查工作;把从田野调查中获得的鲜活的真知灼见和学术研讨活动中形成的思辨成果进一步归纳提升为新的思路,再用来丰富田野作业和编纂理念,并开展了富有鲜明个性、独具特色的各种民间口头文学传承、创作与表演活动,使文化自觉成为新理念;不断推出优秀口头文学保护工作新成果,使文化宝库有新积累;不断增强民间口头文学的发展后劲,使民间文艺事业有新活力;积极稳妥地开展民间文艺之乡调查认定及命名活动,使民间口头文学在服务农村建设及文化保护传承工作上有新建树。

  四、为民间文艺正名和为社会服务是时代特征,也是增加对其文化价值重新审视与认识的理性阶段的初始体悟

  随着中国民间口头文学遗产保护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发展阶段,中国民协战略性地将民间口头文学采集与出版、传播工作进行转型与全面升级:将全面普查转变为全面普查与重点调查相结合、从学科研究遍地开花转变为综合总结与个别示范试点相结合、从以文本为主转变为文本与人本并重、从以静态的文字图片记录为主转变为动静结合的综合采录、从以单纯的纸质出版保存为主转变为多媒体的立体性存录、从以田野调查为主转变为活态传承与生态保护并重、从以区域和分类研讨为主转变为国内研讨与国际交流并重等新的举措和新的理念,并在史诗调查方法与学术研究、少数民族民间口头文学遗产记录与翻译出版、传承人调查认定命名与口述史的记录出版、设立民间口头文学生态保护区与命名文艺之乡、举办民间传统故事会与民间说唱表演活动、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字化工程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实践,以方便学人,扩大利用。

  中国民协组织实施的中国民间口头文学遗产抢救与保护工作坚持了高标准的学术要求,以示范本、示范调查和工作手册规范与指导各地各项目的开展。今后,还将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展开田野作业、活态保护、传承人口述史研究、命名文艺之乡、建立传承保护基地、数字化呈现、多媒体实验、理论著作出版、民间文学大学出版工程、国内外学术交流及学科体系的建设,使中国民间的伟大文化创造真正为人民群众享有,并为人类文明进步与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奉献中国人民的经验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