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兴，一个吉祥的名字， 1700多年历史的古地，因“此地兴旺，周而复始”而命名，这既是始兴的祖先对自己土地的美好愿望，也是后人回望历史引以为傲的缘由。
从古至今，始兴获得过无数的美誉：“粤北粮仓”“千年古镇”“南岭明珠”等，而最让我感兴趣的是“中国围楼之乡”这个称誉。围楼是粤港地区客家人独特的标志性建筑，有人将它与北京的“四合院” 、陕西的“窑洞” 、广西的“栏杆式” 、云南的“一颗印” ，并称为中国传统民居的五大建筑。与其他四种民居建筑不同的是，始兴的围楼类似于防御工事，平时一般并不住人，只有外敌入侵或匪盗骚扰的紧急情况下，才成为临时的避难所。虽说临时，可它的建筑工艺和内部设施却非常讲究和完备，结构坚实、封闭，里面还存有足够的粮食和水源。所以，一旦发生危险，全村或全家族的人可以迅速转入其中，连续在围楼里躲避和生活几个月。据始兴县文联主席谭文周介绍，全县现存围楼200多座，且大都兴建于明清时期，墙体材料多取自当地的河卵石或土砖，将黄黏土掺和上细沙、石灰、糯米以及红糖，并串以竹片、木条做骨，逐层夯实，墙的厚度至少达到一米，使外墙坚若磐石，一般的土炮都难以打穿。
在我看来，围楼的历史可以说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缩影。清末民初，匪盗横行，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老百姓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不得不常常躲进围楼，围楼成了全村人赖以生存与安全的保障。新中国成立后，社会长期稳定，人民安居乐业，不必担心兵匪之乱，所以围楼就失去了它的功用和意义，以致被废弃，甚至荒芜。由此我又想到客家人自古以来的动荡历史，他们从中原故土迁徙到他乡异地，非常渴望安稳的生活，同时形成了独有的危机意识，这种危机意识恰恰是每个时代一个种族生存与延续的必须具备的观念，所谓居安思危，就是这个道理。
另外，围楼又体现了一种命运共同体式的团结精神和朴素的平等观念。外患入侵时，一致抗敌，一个村一个家族，拧成一股绳，同呼吸共命运，而不像我们北方有些地方，只有达官贵人才有权力或金钱修筑高墙碉堡，危难来临之时，往往顾不及子民和百姓的生死。所以，围楼又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体现中国传统“大同社会”思想的小社会，它让所有人，不论是贫穷，还是贵贱，都能享受集体的安全感和家国意识。
当我走进被国家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满堂围”时，确实被眼前的建筑惊呆了。它几乎就是一座宫殿，一座神奇的迷宫。这座被誉为“岭南第一围”的围楼建筑，占地13544平方米，差不多是北京故宫建筑面积的十分之一，是法国凡尔赛宫的六分之一，历时24年才得以建成，距今已有170多年的历史。比起集全国之财力建造的皇家宫殿，它当然算不上精美、豪华、奢侈、庞大，但它却是客家人勤劳智慧的结晶，也是客家人古老深厚的文化与历史的积淀和体现。
据说，为了拯救这一建筑文化遗产，始兴县政府提出了向社会招标，“认养”并开发围楼的保护措施。吸引和聚集社会及民间的财力修缮并利用一部分围楼，这当然是很好的选择，我也实地参观了几家被“认养”并修缮一新的围楼，它们被改造成宾馆、客栈，成为远近而来的游客度假和休闲的场所，这对宣传和传播始兴的客家文化固然有好处，但是我希望这种“认养”的方式，一定要建立在保护和继承传统的前提下，使其最大限度地保留围楼的原初风貌和特色文化。而且我也希望政府将具有代表性的围楼遗址，统一管理和保护起来，尽量保持原貌，留住这些不可复制的历史记忆和最能体现客家人聪明才智的建筑文化遗产。
作为从事三十年文学编辑和文学评论写作的我，一直以来对广东，特别是广东的客家文化和文学存有特别的好奇和景仰。这次的始兴之行，也使我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到以客家人为主体的始兴文学，并由此联想到整个广东省的文学创作。广东省的文学在全国的文学板块上，不能算特别突出，与北京、上海、陕西、江苏、湖南等省份还有距离。这与广东腾飞的经济发展现状不成正比。广东作为中国改革的前沿，文学创作可能过多地关注当下的叙事，比如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相对发达，而缺少厚重的本土化的饱有文化历史感的作品，这可能与我们对本土作家的有意识的发现和培养，以及对文学长远发展目标、打造精品的意识有关。
据我观察，广东土生土长的作家数量相对较少，这与历史上曾经产生过那么多大作家和大诗人的岭南不大相称。被誉为“唐诗八大家”之一的诗人张九龄，不光是广东人，还是始兴人。他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千古绝句，家喻户晓，受到“诗圣”杜甫的推崇。还有近现代的文学大家苏曼殊、黄遵宪、李金发、欧阳山、秦牧等等。始兴作为粤北的重要地域，融合了粤文化、客家文化，还有瑶族、畲族等少数民族文化，尤其是客家文化，古老的方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还有别具一格的围楼，尤其是客家女人吃苦耐劳的牺牲精神，都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文化底蕴。美国传教士罗伯特·史密斯在《中国客家》一书中写道：“客家人是中华民族牛乳上的奶酪，而这光辉至少百分之七十应该归功于客家女性。 ”与中原地区不同，客家女人不缠足，不被关在深闺之中，而是走上田间地头，像男人一样辛苦劳作。
总之，这些独特的文化、风俗，还有方言给作家和诗人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创作题材和主题。上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繁花》就是作家金宇澄经过多年的思考，另辟蹊径，挖掘正在消逝的上海弄堂文化，以沪方言为叙事主调的成功之作，由此，它也成为当年五部获奖作品中最众望所归的作品。所以，在考察了始兴神奇的围楼文化，再看看客家人独特的生活生产方式，我真心希望始兴的文学工作者们，珍惜这片土地给予的丰厚文化滋养，增强使命感和自信心，树立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只有这样，始兴的文学创作才能突破并冲出广东文坛，走向全国。
（兴安 作家出版社编辑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