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广场》剧照 立陶宛国家剧院供图
1938年3月15日，在英雄广场——维也纳的主广场上，阿道夫·希特勒公开宣布了“联合奥地利” ，德国正式吞并奥地利。50年后，在英雄广场旁的一间公寓里，舒斯特一家举行了一场聚会。舒斯特教授，一位思想家、哲学家，当年他为了逃离纳粹离开奥地利前往牛津，若干年后被维也纳市长要求重返故里。然而，麻木愚钝的社会让他坠入一个精神上备受诅咒的王国。舒斯特教授的自杀便成了对于真相的揭示。往日的伤疤被一次又一次重新掀开，社会的畸形孕育了可怕的犯罪；无法返回去根除自己，去寻找生命的意义与家乡。这是4个小时时长的《英雄广场》所讲述的故事。
托马斯·伯恩哈德，是奥地利著名小说家、剧作家，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德语作家之一，也是二战之后德语文坛风格最独特、影响力最大的作家之一。在《英雄广场》中，伯恩哈德选择了他最喜欢的切入方式去开场：主角的死亡和对于细节逐步进行的调查。主角舒斯特教授在演出的最开始时就死了，像他往常的剧一样，死便是自杀。这打开了一个充满了神秘迹象的玄妙空间，这时死者的家人被迫去质疑他。
从“教授已死”说起
死亡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作用？ 《英雄广场》的开篇便是从舒斯特教授的死亡讲起。导演克里斯蒂安·陆帕说，“托马斯·伯恩哈德常常用死亡开始他的故事，一个人的死对存在者来说是心情非常难以平复的事，死亡具有非常强烈的内在力量。如果一个人死了，我们可以说他好像进驻了我们的灵魂。比方说我们的父母死了以后，好像他们会继续活下去，活在我们的灵魂里面。我们在我们的心里给了他们一个家，他们继续在那里做事。 ”
“ 《英雄广场》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东西。 ”陆帕解读，舒斯特教授跳楼的时候，他做的那个动作的含义到底是什么？他是因为自私的态度而自杀的？还是一个人没办法接受生活而自杀的？还是他妒忌我们活着的人？“事实上，《英雄广场》引起的舆论批评几乎‘杀’了伯恩哈德这个人，或者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他的过早死亡。伯恩哈德曾写到‘我的国家不可以再制作我的戏剧，不允许发表我的文章。为了我的国家，我要不再存在，我要消失，我要删除一切，我要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中把我自己删除’ 。伯恩哈德在自己的国家里获得了很多奖，但是他并没有接受所有的奖项，反而拒绝了不少。他在自己的书《我的文学奖》里面说‘有权力的人给的奖项，一方面给一个艺术家奖项，一方面完全忽略艺术家，这样的奖项事实上是一种侮辱。因为我要对话，而不是奖项。一个人可以说，那好吧，别人给我一个奖项，我们能做什么呢？我只能接受’ 。 ”
陆帕对于伯恩哈德的研究很深，跟伯恩哈德的弟弟也有深入的交流。陆帕说，与伯恩哈德“要把自己从国家历史中删除”的想法相反，很多人开始对他和他的作品感兴趣，奥地利人开始欣赏他所写、所说的东西，更多人开始接受并理解他的痛苦，我们看到《英雄广场》中舒斯特教授在遗书里面说，“我的葬礼不要任何人参加，连报纸也不可以通知。让我被埋葬的时候像狗一样，完全毁灭” 。可能这个遗书的极端性让舒斯特继续活着，在那些人的精神里面，他像鬼一样，继续活在他夫人和弟弟的精神里面。
“有勇气说出我们平常藏起来的东西”
“伯恩哈德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他的想法常常很极端。他不是那种大声喊叫的人，而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人，可以说是一个心理非常虚弱、精细的人，也是一个病人。 ”陆帕从伯恩哈德的文章中看得到另外一面，“我有这个感觉，就是要表达伯恩哈德一切的话，不可以只是传达他所说的话，不可以只是完全将他的极端的话语表达出来，必须要找到说这些极端的话语的人，包括他没说的东西。这些戏剧的主人公说的东西很不一样，有时候没有道理，有时候比较愚蠢，但是那个戏剧并不是关于那些人所说的内容，而是那些人没说的内容。我们观看一个人常常是为了知道他所没有说过的东西，他藏起来什么，他不会表达什么，要不然是他所说的东西接下来的内容，要不然就是他没有说的内容。伯恩哈德批评某一个人、某一群人，常常是他的家属，但是他又会说‘其实我刚才所说的东西不是真话，我是很卑鄙的一个人，我是愚蠢的人，这个时刻，暴力常常是一种最简单的反应，比方说我的暴力里面只藏起来我的胆怯’ 。所以他有勇气说出来这些我们平常藏起来的东西，我们可以向他学习这一点。 ”
伯恩哈德的弟弟彼得曾告诉过陆帕有关伯恩哈德的一个故事。伯恩哈德跟他的妹妹关系很不好，经常起冲突。他生日的时候，妹妹爬上了很危险的丘陵上，是为了给他摘一朵漂亮的花。伯恩哈德看了这些花后却说“那应该是随便在商店里买的，我对这些东西没有任何感觉，我根本不需要这些花” 。他妹妹受不了，非常难过，后来彼得告诉伯恩哈德，那些花是为了伯恩哈德专门爬到危险的丘陵上摘的，伯恩哈德听了之后打击非常大，有四天没办法平静，但他也不会去找他的妹妹道歉，因为他好像没有这个力气。所以他所写的作品中，也有这样的人。
“空虚的时刻中，真正的人出现了”
陆帕谈到为什么喜欢伯恩哈德并选择了《英雄广场》这部作品。那时伯恩哈德已经生病了，这部《英雄广场》吸引陆帕的恰是很多精妙之处。“这三幕每个都不一样，这是当天三个最空虚的时刻，每一天三个最不会发生事情的时间，别的作家应该根本不会选择这样的时刻去说他的故事，但是伯恩哈德恰恰选择了。 ”
第一幕的仆人好像没有什么工作，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了，所以她在发呆，她等着葬礼结束后人们回家。第二幕死去的教授的两个女儿先等她们自己的叔叔来，叔叔要坐着休息，所以她们本来要做的东西就不做了，变成了休息的时间。可以说这是会被一般编剧淘汰的部分，通常不认为这些时间会发生什么。第三幕教授的夫人迟到，因为她儿子说要先开车送他的爱人，所以其他人非常无奈地等着，他们真的没办法真诚地交流，因为他们一直在等。伯恩哈德曾说过，“空虚的时
刻中，真正的人出现” 。陆帕阐释道：“一个人如果平常忙着自己的事情，他只说他想要说的东西。空空的时间好像是一次心理的治疗，那时候他会冒出自己根本不想说的东西。在他们能控制的那个时间，他们藏起来的东西在空的时刻里面，好像虫子从土里面爬出来。伯恩哈德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手法？可以说他有一定的虐待读者的倾向，让读者面对那些普通人会觉得是非常无聊的时刻，没有什么内容，不会发生什么，但是有观看能力的人，会在这时候发现被藏起来的事。 ”
“好演员需要跟他饰演的角色一起去‘旅行’ ”
“演员并不是导演的工具。我常常嫉妒演员有一个特别的能力和机会，慢慢地认识到他们现在是另外一个人，他们可以变成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人。 ”陆帕说他在制作《假面·玛丽莲》这个戏剧的时候，就想起来玛丽莲·梦露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唯一幸福的时刻是在演别人的时候，而不是在真正的生活中” 。“你演的角色可以摸得到的一些经验，或者是我们自己都可能害怕接触的东西。所以对我来说，首先是希望演员能够爱上他们的角色，这是他自己需要做的，并不只是认识那个角色，而是要感悟到剧本上具体写出来之外的东西。一个演员要认识一个角色，就必须得跟这个角色一起去‘旅行’ 。 ”
陆帕常常告诉他的演员，有一些演员太容易为了舞台上的成功而欺骗自己的角色，“演员要当真正的人，但是人要当幸福的人，这是很大的奥秘。在你的角色里面，你要追求幸福；而你的对手、你的对象，则不让你达到这种幸福，所以你要为了这个幸福而斗争。这有一点像跟自己的演员一起度过的旅程，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有足够的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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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面·玛丽莲》《伐木》后陆帕《英雄广场》带来三度震撼
本报讯 凭话剧《假面·玛丽莲》和《伐木》给中国文化界带来震撼的波兰戏剧导演克里斯蒂安·陆帕于近日携立陶宛国家剧院来到天津大剧院演出奥地利国宝作家伯恩哈德的最后一部作品《英雄广场》 。
《英雄广场》是伯恩哈德生前创作的最后力作，以其犀利夸张和激昂猛烈的抨击，于1998年维也纳首演时引起了巨大轰动。已自杀身亡的舒斯特教授幽灵般笼罩在维也纳英雄广场边上的一家公寓里，全家在阴森、怪诞的氛围里被迫追问亡者的精神诉求，并以教授夫人的暴毙震撼结尾。
陆帕是波兰剧坛20世纪最重要的三位导演之一。与康托、格洛托夫斯基齐名的他，以独特的作品风格被誉为“欧陆剧场界的巨人” ，是多项欧洲戏剧奖得主，长期导演俄语及德语系剧作或小说，并多次制作长时间的大型剧场作品。 2014年至2015年，由陆帕导演的《假面·玛丽莲》和《伐木》连续两年参加曹禺国际戏剧节暨林兆华戏剧邀请展。
点 评
●马文韬（翻译家） ：原著的结尾中写到教授夫人最后是忍受不了1938年英雄广场上的群众场面，希特勒演讲、群众山呼海应的场面，一头撞在餐桌上死去了。而陆帕导演并没有表现她的死，而是表现了最后的噪音，当时山呼海应拥护希特勒的呼声，使得她无法忍受，使得人们都无法忍受，最后舞台窗户的玻璃爆裂，然后剧就结束了。我觉得这样的处理是很有意思的。伯恩哈德的作品，包括他的戏剧，死的人太多了，每一部里头都有几十甚至上百人死亡，陆帕导演让教授夫人最后不死，我觉得也挺好，这样给人们带来一点希望，表明这种反动的势力毕竟不能把一切都毁灭。
●周国平（作家） ：看过《英雄广场》 ，整个感觉就是愤世嫉俗，攻击一切，它攻击的重点一个是纳粹政治，另一个就是人们的愚蠢和平庸。它实际上想说明这样一个问题：普遍的愚蠢、平庸就是纳粹的土壤。在伯恩哈德的《我的文学奖》一书中，他写到在一次文学奖的颁奖会上有一句话，叫做“想到死亡，一切都是可笑的” 。我觉得这是伯恩哈德一个很重要的视角，我们平时所在乎的东西，如果用死亡的眼光来看，都是无意义的，在乎这些东西是非常可笑的。我看了原著以后，发现伯恩哈德除了愤世嫉俗的一面，还有玩世不恭、冷眼旁观的一面。
●陈丹青（艺术家） ：在纽约或者欧洲的时候也会看到一些当代的戏，数量非常少，我在国外看的时候，和我在本土看这些戏的感受会不太一样。在国外看的时候有点理所当然，就像任何一个买票进去的人，无论在伦敦、纽约还是柏林，理所当然的会有各种各样的戏，包括非常极端的、非常有攻击性的戏，我没有任何意外。可是我在中国看到这样的戏，就会觉得很不一样。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经验、很多背景跟我们非常近似。比如《英雄广场》中那个熨衣服的细节非常震撼人，我就会问，我们为什么老是在这样一个触点当中？我们自己的经验说不出来，不让说，不能说，最后变得不会说，这是一个困难。虽然我相信仅仅是非常小众、非常有限的一群人，很渴望通过戏剧、电影或者别的任何手段把一些很内在却又普遍笼罩我们的某种经验痛快地说出来，非常牛地说出来，但是实际上我们自己都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