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院不再需要纪录片？
傅红星（纪录片《旋风九日》导演）
《旋风九日》剧照
《旋风九日》是一部进入商业院线的纪录片。这个影片讲述了36年前邓小平去美国访问的9天。这个纪录片的起源是，两年前，我在美国的档案馆看到了美国人拍的当年邓小平在美国的影像。我觉得，如果把这些资料作为证据的话，中国人、美国人都能了解30多年前的这9天发生了什么以及这个世界是如何被改变的。所以，我们花了很多钱从CBS、 NBC买了很多当年的影像资料，也访问了很多当事人。
这个片子投资大约2000万元人民币，在中国取得了大概接近1800万元人民币的票房。尽管它仍然是赔钱的，但是它的票房却相当于2014年全年中国内地纪录片的票房总和。这和今天中国电影市场相比仍然是非常小的数字，这可能从某一方面说明，电影院已经不需要纪录片了，或者纪录片可能会进入网络。
另一方面，作为一部以真实历史为素材的纪录片，如何来提供这些证据的真实性？由谁来判断？ 《旋风九日》今年5月份在中国的电影院线放映，一直放到7月份， 7、 8、 9三个月我带着片子来到美国，从美国西部跑到东部，先是从南加州大学，最后到哈佛大学。可以说，大部分参与36年前邓小平访美的当事人都看了这部电影。到目前为止，我没有接到投诉，中国没有人对此提出质疑，美国也没有人对我提供的证据提出质疑，也就是说，他们共同都接受了这部纪录片。最近，我刚收到原来在美国国务院工作的一个工作人员给我写的信，他说，你拍得非常真实，我很喜欢。
在《旋风九日》里，我用了11段动画，有法式的，有日式的，有美式的，也有中国式的。所有看过的中国人、美国人都告诉我，他们非常喜欢这些动画段落。“也许动画会成为真实的一部分” 。
最后，再表达一个观点，我做过7年的中国电影资料馆馆长，我为数码时代的影像能不能作为档案长期保存感到忧虑，因为胶片电影已经有120年的历史了，一百多年前的胶片作为影像档案或证据，至今还保存得非常好，因为胶片的保存经过了时间和历史的检验。数字时代的数字影像，发展太快，数字影像能不能保存，能不能保存100年，还真的有待时间检验。
纪录片伦理重于泰山
金铁木（纪录片《大明宫》导演）
《大明宫》剧照
我做了十几年的纪录片导演，拍了十部左右纪录片。我的创作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对影像技术非常着迷，我尽可能地把最新的影像技术用到我拍的纪录片当中；二是我主要拍历史类纪录片。
影像技术的发展是阻挡不住的，它会越来越先进，以假乱真的东西将会越来越多，并且随着自媒体的推波助澜，假作真时真亦假，以至于假的就是真的，真的也成了假的。因此，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纪录片要强调伦理意义上或者在道德意义上的真实性。尤其是纪录片素材的使用者，如果其道德或者使用的态度是有问题的，那么他们带着某种特别的态度或者欲望使用了那张照片，这就伤害了纪录片的真实性。
由于我们不强调纪录片创作的真实性，所以纪录片的影响力越来越小，而西方关于纪录和真实的概念和界定有很多，比如docu - mentary， documentary drama, non-fiction， reality这些词在西方文化当中的界定是非常严谨和严格的，但是我们只有“纪录”和“真实”这两个词。
同时，我建议在大学纪录片课堂里强调纪录片的伦理真实性、道德真实性，把这门课学分提到最高，让未来的纪录片创作者们对纪录片的最基本的伦理观、真理观有最基本的认识。
纪录片的自由
杨力州（中国台湾，纪录片《奇迹的夏天》导演）
《奇迹的夏天》剧照
18年前，我拍一个高中毕业生，他毕业那天对一个女孩表白被拒，非常伤心。后来，我又拍他逃兵役，在拍摄的过程中，他突然转头看着我，看着镜头。在做后期剪辑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在我接受的教学训练中，这些被称作NG的部分应该不应该剪掉？也就是在那之后，我想到，所有的纪录片都是一个被选择出来让人看到的真实而已。所以，我不轻信“真实”二字。后来我用数码设备拍他逃兵役的时候，我做了一个设计，即倒带，这是我故意提醒观众，所有的一切都是做出来的，你看到的所有东西都是通过剪接，可以快转、回带、定格。之后，当我再也不顾及真实这一概念的时候，我就自由了。
18年后的今天，我重新处理这部影片。18年后那个男孩，也就是36岁的他，会走进画面，坐在当年18岁的他面前。观众都可以看得出来这是同一个男孩子，只不过他们一个是18岁，一个是36岁。他坐在旁边没有讲话，只是看着18岁的他表白失败后在哭，他只是静静地看着自己而已。对我而言，这是我现在追求的真实，这个真实不是眼见为凭的真实。那是一种根据这个题目延伸，关于自我看到自己过去青春的真实。
我还拍过一部纪录片《那时，此刻》 ，我找了一些台湾早期的老电影，那些老电影都有各种不同的时代背景， 40年后，再拿出来，把时代背景加上去，这些影片就变得很有趣了。很多当年的观众就是受了这些影片影响，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变成了今天的自己。一直到拍这部纪录片时，我突然发现，所有的故事片对我而言全部变成纪录片的内容了，所有的戏剧演出在40年后的当下都变成了真实的素材。
台湾很特别的地方是，台湾观众习惯于买票进影院看纪录片，去年电影DVD的畅销排行榜，第一名是纪录片，第二名才是《美国队长》 。而且，很多纪录片在网上做宣传和众筹，这些都是很好的商业模式。真实与虚构并无清晰界限 □程裕苏（电影《浮云》导演）
法国纪录片大师让·鲁什认为没有纪录片这个片种，纪录片是在西方二元对立的哲学观点下的产物。我认同这个观点，我应该是20年前较早一批使用数码技术的电影人之一，那时候我在澳大利亚学电影，学完回国，我就带了一台DV机和吴文光一起发动了一场DV运动。我认为，所谓的真实跟虚构、所谓的剧情片跟纪录片之间，实际上是没有界限的。
2001年，我创作了纪录片《我们害怕》 ，基本上实践了上述的观念和数码技术。在我的创作中，我首先感兴趣的是人类学，让·鲁什对我的电影创作影响非常大，因为他既是导演又是人类学家。
我最新的一部作品遵循“每个瞬间都是宇宙”的理念。这个片子用了影像人类学的方法，其素材都是我花10年左右的时间集起来的，拍摄的方法没有预先的设计，基本上都是即兴的拍法。
说到真实和虚构，我觉得真实和虚构不是一个问题，只是自身的一个反射，真实跟虚构是被构建出来的、被诱导出来的。我在片中试图说的就是，每个人都有他的角色，实际上虚构不虚构都是一个个体对他所在环境的一个反射和解码。
（本报记者张成根据研讨会现场发言整理，未经发言人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