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绍林
如同北京首都剧场，夜幕低垂时，金色的灯光亮起，引领来者进入话剧的圣殿，安福路的话剧演出则是上海的一道独特风景线。到安福路看话剧成为上海的一种时尚文化，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是一种习惯。作为上海唯一的国家级话剧院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以自身的博大与包容吸纳全国各地、世界各国的艺术家，也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舞台作品吸引着众多观众。“创意、品质、多元” ——上话对自己的定位，契合着上海这座城市的特质，新一代上海话剧人也在秉承传统的同时，更多地进行着对话剧艺术的拓展与革新。
京沪话剧交流应该常来常往，成为常态
三年前，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60周年赴沪展演期间，副院长濮存昕曾到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观摩演出并力邀上话“做客”北京人艺。次年，应北京人艺首都剧场精品剧目展演之邀，上话携3部特色作品——阿加莎·克里斯蒂法庭大戏《原告证人》 、原创大型舞台剧《资本·论》和原创小剧场话剧《活性炭》赴京演出14场。去年，由上话主办、上海剧协和现代戏剧谷协办的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精品剧目邀请展邀北京人艺《雷雨》等7部话剧到沪展演，反响热烈。今年10月，上话又将携6部具有海派特色的小剧场话剧赴京展演，再创南北两大旗帜性话剧艺术文化交流的盛事。
“能否让这种京沪话剧交流成为一种常态，少一些仪式感，像走亲戚般常来常往。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杨绍林1976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从事戏剧影视演艺及制作经营管理工作40余年，参与了近百部舞台艺术作品的策划与制作。在首都剧场的大厅里，令人稍感意外的是，杨绍林谈到一段往事时竟然潸然泪下，这让与其工作多年的同事们都感慨是第一次看到。“1980年，上海人艺的话剧《陈毅市长》在长江剧院首演后， 8月赴京在首都剧场和中南海怀仁堂演出，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首都文艺界和广大观众也给予很高评价。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幕——1950年参与创建上海人艺，并先后担任副院长、院长、名誉院长长达44年的黄佐临老院长与北京人艺的曹禺老院长就站在首都剧场的大厅里聊天，记得曹禺说起早先和老舍经常在胡同里的小酒馆吃饭畅谈，而黄佐临则在和曹禺的交流中多次谈到——真希望上海有这样一个戏剧圣殿般的剧场。 ”那时只是20来岁的杨绍林将这一幕深深地印刻在脑海里，他说到，“北京人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其文脉从未中断。‘做戏’是需要一种精神的，北京人艺的做戏精神值得我们学习，虽然我们现在也有剧场了，但缺什么？全身心的投入。话剧发展是需要一批执著热爱这番事业的人，用传承下来的这种精神去认真‘做戏’ 。 ”
惨淡市场和街头卖票促使悟出剧院经营之道
上世纪90年代，上海的话剧演出市场曾经历惨淡期，许多剧目花了很多钱辛辛苦苦制作排演出来，演出时剧院门可罗雀，有时甚至台上站的演员比台下坐的观众还要多，为此，一位从艺四十多年的老话剧工作者在向屈指可数的观众谢幕后伤心地嚎啕大哭，这件事让当时刚刚就任上话总经理的杨绍林，内心感到无比悲凉与酸楚。
当年，上话倾力制作的大型历史话剧《商鞅》虽然受到业界好评，但演出售票仍十分艰难。杨绍林曾到上海南京路街头进行演出推广与戏票销售，“这一过程中我注意到，我的努力比较容易得到20岁至40岁年龄段且有一定教育背景人群的响应，其中女性较男性更具有主动性。事后，我看到一家国际市场研究机构对中国未来市场消费潜力的调研报告：中国城市发展进程中，第一代移民是创业的一代，勤奋、俭朴与务实成为这代人消费价值的主体；而这批人对待其后代，第二代、第三代移民（上世纪80年代、 90年代及其以后出生） ，因为中国家庭传统文化的影响，一般不希望后代重复自己艰苦奋斗的人生经历，百般呵护的环境决定他们成长起来的消费态度必将会颠覆第一代移民的价值观。解析中国城市的第一代移民，大部分是在文化‘无市场’ 、‘看白戏’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改变其习惯的文化消费价值观将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相比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成长环境，‘80后’ 、‘90后’对新文化新事物的消费价值取向，在演艺内容与品质对路的条件下，附加良好的推广与营销将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
街头卖票经历与国际市场研究报告的启迪，促使杨绍林下定决心寻找改变惨淡经营突破口。杨绍林总结道，“首先，在整体规划的制定与落实过程中，出于稳定发展的考虑，对剧院已形成的工作习惯与审美定势，在新的东西无法证明优于前者之前，不急于去改变原貌，旧事旧规矩，老人老办法，先易后难；其次，规避文化艺术审美概念方面的空洞争论，尝试实施上话35岁以下年轻人做戏计划，在话剧中心全年经费预算管理中，划出30 %的剧目制作预算，明确责任目标，专门用于青年编剧、导演、制作人项目的风险投资扶持；逐步吸收具有经济、法律、市场及其他知识教育背景并热爱话剧表演艺术的青年专业人士参与到话剧中心经营管理工作中来，通过管理队伍知识结构调整与互补的方式，促进专业知识与思维方式的转换；对有发展前景的青年人，积极创造条件，送出国门培训学习进行素质提升，解决文化价值与专业知识过分趋同造成的视野狭隘，改变过于稳定的队伍结构引起的进取心退化问题。 ”这些举措被杨绍林简化成一句话就是——让能够了解观众语境的人创作戏剧、经营剧院。
不陷入无休止的空洞争论而失去发展机遇
上话剧场落成初期几年，由于可供轮演选择的优秀剧目十分有限，为了保证剧院天天有演出，在剧院的全部演出档期安排中，也充斥着一些被艺术家们认为很烂的剧目，因此招来业界同行人士的不少批评。杨绍林坚持认为，相较之，剧院天天有演出，天天有观众进入剧场看戏，比剧场因为没有好戏而整天关门歇业更有积极意义。“对此我们别无出路，只有创作策划制作更多我们心中的好戏，用市场的力量将烂戏挤出去，这就是市场游戏法则的公平，否则我们就会不知不觉陷入无休止的空洞争论，失去剧院发展的机遇，因为戏剧表演艺术院团管理的定位选择难点在于：过分的强化戏剧教化功能，会失去戏剧的艺术个性与活力；过分的强化戏剧艺术的个人审美感受，会陷入曲高和寡的境地；过分的强化市场对戏剧创作的引导，会将戏剧与观众导向堕落，失去人类文明应有的文化立场和艺术精神。 ”作为剧院经营管理的决策者，杨绍林认为在剧目建设过程中要妥善处理好商业戏剧、艺术戏剧与主流戏剧三者之间的均衡发展关系，应努力避免在三者任何一方面投资的片面和极端，以确保戏剧艺术表演市场的健康发展。这也被杨绍林称作“黄金四角” ——在艺术家的评判价值、社会主流的认可价值、市场观众的接受价值、资本营运链的良性循环等四者之间追求维持戏剧表演艺术创造性的活力与张力。
在采访的最后，杨绍林谈到的管理“矛盾论”很具有启发意义。他说，“管理者总是习惯寻求其从事行业的规律，以期待制订出规范、标准与秩序，可以一劳永逸；而被管理者们，总是在无尽头地挑战已建立起的一切标准底线，期待着有一天取得颠覆性的突破，发现新的自我，因为他们不是工匠而是艺术家。而观众，你永远不可能知道他们究竟需要什么，喜新厌旧是人的天性——如此看来，剧院管理的定位也许叫‘冲突管理’或‘矛盾管理’更加名副其实，重要的是管理者在现实冲突与矛盾中不迷失自我。 ”
历史沿革
上话，“不止二十”
今年，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组建二十周年之际，以“不止二十（MORE THAN 20） ”为主题，策划了一系列亮点活动。其实“不止二十”这个主题也传达出一个讯息——虽然上话组建仅仅二十年，但其前身却是从硝烟战火走来，也颇有说头。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全上海的戏剧电影工作者组织了十三个救亡演剧队，分赴各地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由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演变过来的上海业余实验剧团编为其中的救亡演剧三、四队。1937年10月救亡演剧第三、四队合并组建成为抗敌剧团。1938年8月在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和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领导下，重新组建成立了十个抗敌演剧队，并把抗敌演剧第一、二队的番号留给抗敌剧团。1941年3月国民党当局为加强控制，解除了郭沫若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职务，迫使抗敌演剧队先后解散或改组，并对演剧队进行更名。抗敌演剧二队在九战区，故改名为抗敌演剧宣传九队，简称“剧宣九队” 。1946年1月30日，根据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指示，为了防范国民党反动派一旦挑起反共内战，利用“抗敌”二字使演剧队变质，各剧队名称去掉“抗敌”字样，称为演剧某队，顺序不变，故“剧宣九队”更名为“演剧九队” 。
1949年11月，经过上海军管会文艺处反复研究决定，以演剧九队为基础，组建华东文艺工作团第二团，简称华东文工二团。1950年8月在华东文工二团基础上建立了上海人民艺术剧院。1955年1月因为华东行政区撤销，原隶属华东文化局的华东话剧团并入上海人民艺术剧院。1958年10月上海戏剧学院实验剧团正式成立，隶属上海戏剧学院领导。1960年5月根据上海市委宣传部和文化局的决定，将上海朝阳通俗话剧团和蜜蜂滑稽剧团划入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建制，为剧院下属滑稽剧团和方言话剧团。当时，剧院拥有话剧一团、二团、方言、滑稽共四个演出团，人数三百余人，是全国话剧院团中规模较大的演出团体。
1963年1月23日，上海戏剧学院实验剧团更名上海青年话剧团，隶属上海文化局。1973年12月13日，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与上海青年话剧团合并，组成上海话剧团。1978年10月18日，上海话剧团撤销，恢复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原建制。上海青年话剧团和滑稽剧团脱离剧院各自建团。方言话剧团因大部分成员调离剧院而无形解体。1995年1月23日，经上海市政府批准，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和上海青年话剧团合并组建为上海唯一的国家级话剧院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1995年，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和上海青年话剧团合并组建为上海话剧艺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