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著名农村电影导演吴天明先生离开我们一年多了。今天，我们对先生最好的纪念，就是依托他的创作实践和艺术信仰，探寻当代农村电影的文化传统，以便促进当下中国电影的创作实践。

　　“影以载道”的文化传统不能抛弃

　　农村电影不仅影响和塑造了民族电影的主要文化传统，占据了中国电影创作的半壁江山，而且培养了一批本土电影的中坚力量，今天著名的电影创作者大都与之有过不解之缘。当代农村电影秉承“影以载道”的文化传统，创造了中国电影的一个又一个辉煌。以吴天明为代表的几代创作者站在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高端，深刻反思乡土社会的文化心理结构，生动反映改革开放后农村社会的历史变迁，深情讴歌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的民族品格，着力探索中国农民文化基因和性格特征的来龙去脉，为农村发展和农民生存的当代转型拓荒寻路。

　　回望当代农村电影的创作画廊，我们既能看到当代乡土中国变迁的“社会史” ，能够触摸到当代农民文化性格蜕变的“心灵史” ，也能够体察到中华传统根脉传承的“文化史” 。作为时代文化的集中代表，当代农村电影以艺术的表现形式，着力思考民族文化的传承转换方向，敏锐捕捉并预言时代前行的大道，认真反思可能影响中国道路前行的传统文化问题、 “文革”遗留问题，以及现代工业化闯入农村的新问题。比如，以《老井》为代表的农村电影，彰显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愈挫愈勇和艰苦奋斗的宝贵品格，可以说，作品具有传承优秀文化精髓的艺术抱负，生动形象地讲清楚了乡土中国的独特历史命运，演绎出了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碰撞的生存困惑。然而，当下的部分电影创作似乎遗忘了“影以载道”的传统，某些电影不愿意触碰农村社会的现实问题，一些创作者悬浮于厚土之上胡乱任性创作，对文艺干预现实的理想表现出很不屑的样子。“影不载道”的价值取向带来了一些不良影响：有的电影没完没了地讲述纸醉金迷的小时代，眼中没有中国梦行进中的大时代，看不到时代巨变的大道与正道，更缺乏血性和阳刚之美。

　　“影以明德”的文化追求不能遗忘

　　如果说科学的使命是普惠众生，那么文艺的使命应当是普度众生。面对社会发展的曲折以及人生前行的苦难，文艺天然地承担起了人生救赎的责任，醇风俗、美教化和厚人伦历来是文艺义不容辞的使命，文艺的存在和发展本质上是社会人生召唤的结果，人民群众对优质文艺天生具有向往之情。当代农村电影承袭“影以明德”的文化传统，并倾力为社会人生服务，它们为当代社会伦理秩序的重构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仁爱敦睦、长幼有序社会秩序的赓续和绵延，以电影艺术的名义，向全社会传导明理向善、整饬人伦、正德厚生的重要价值。

　　同时，当代农村电影直面历史转型期的社会问题和人民命运，积极回应社会诉求和民众期盼，彰显了为历史存正气的艺术抱负，为社会苍生弘美德的审美理想，以及为时代分忧解难的艺术情怀。基于此，艺术家创作了《野山》 《香魂女》 《二嫫》等经典作品，这些肩负着“影以明德”的力作，反映了改革大潮中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折射出了个体精神与社会道德重建的艰巨复杂性，它们担负起了社会美德重建中先行者、先觉者和先倡者的重任。不仅如此，这些文质兼美的电影有着解剖现实人生问题的筋骨和力度，具有泾渭分明和立场坚定的道德取向和方向，同时充满了热爱生活和拥抱时代的人性温度。可以说，在历史转型期，当代农村电影担负起了自己应该承担的重任，执着地守望着中华文化的精神家园，涌现出了一批以吴天明为代表的有担当、讲品位和重艺德的优秀电影艺术家，由于他们的真诚坚守，一批推崇“影以明德”的农村电影，影响了一代人的道德追求和价值取向。

　　两相比较，今天的部分电影创作似乎忘却了这样的文化传统，一些创作者丧失了高尚的操守和艺德，创作了一批没有筋骨力度、没有道德取向，以及没有人性温度的作品，甚至少数作品蛊惑以假丑恶为美。这些作品给个体发展、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带来了诸多看不见的内伤。

　　“影以亲民”的文化宗旨不能弱化

　　社会主义文艺本质上是人民的文艺，反映人民的呼声，回应人民的诉求，满足人民高质量的精神文化消费并为其分忧解难，这应是电影艺术的分内之事，也是电影艺术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句话，只有文艺真诚地为人民服务，人民才会真正地接纳文艺。从当代农村电影的艺术实践不难看出，艺术家们对人民群众和社会生活充满了无限热爱，以真诚的艺术态度想人民之所想，进入导演镜头的画面往往是人民群众最为关切的生活，真正做到了和人民群众同悲戚与共欢乐，将人民群众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内容，置放到社会历史洪流的核心漩涡之中，引导人民以自己的生活经验去品评优劣，并汲取精神文化营养。比如，农村电影《野山》与《人生》 ，创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改革开放后农村生产力结构的变化，给农民婚姻观和人生观带来的巨大影响，站在人与社会、人与自我文化性格的重塑高度，反映了一代人的情感蜕变史和演进史，深刻呈现出了变革时代复杂的生命存在与社会伦理结构，着力审视普遍存在的生命处境和欲望困境，影片面世后引发了全社会的共鸣。

　　环顾今天的电影创作生态，很少有人去关注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即便有电影聚焦乡土中国，多数流于浅尝辄止的肤浅反映，创作者淡化了“影以亲民”的文艺宗旨，不再与农民同吃同住并同劳动，而是站在农村边上眺望和浏览农民生活，无形中拉开了与乡土社会的距离，就谈不上入木三分和情真意切地反映生活，更谈不上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在他们眼中扎根生活、扎根人民似乎早已沦为了陈旧的观念，于是不再愿意做人民的小学生，而变成了人民的先生，人民群众对作品的评判稍有不恭不敬之处，他们就站出来“批评”观众不识货。总之，影视作品若抓不住人民关切的问题，就谈不上会引发人民的强烈反响，人民群众对敷衍他们、做作矫情的作品向来不买账，因为这样的电影让他们根本看不到希望与梦想。

　　回望吴天明先生的足迹，我们发现当代农村电影的“三个文化传统”远没有过时，它们不仅是引领中国电影走向春天的宝贵资源，更是实现电影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当代农村电影的创作与传播研究”阶段性成果，作者为该项目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