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白简介
3月16日下午，中国电影史学家李少白因病逝世，享年84岁。20世纪60年代，李少白作为主要执笔人之一，参与编写了中国电影史学的奠基性著作《中国电影发展史》 ，从此奠定了他在中国电影史研究领域的地位。改革开放之后，他写了许多学术文章，不论从电影理论、电影语言还是电影史学方面，都推动了中国电影史理论研究的发展。李少白在20世纪80年代的另一重要贡献就是致力于电影教育，他是我国第一位电影学博士生导师，开创了中国电影学的硕士、博士学科，培养了大批电影高端研究人才。
◎黄式宪（北京电影学院教授）：我敬重他在建构中国电影史上开拓性的贡献，他具有敬畏历史的情怀，在学术上也给了我可贵的启迪，让我深铭于心。
◎李道新（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少白的学生之一）：《中国电影发展史》是研究中国电影史不可逾越的一部鸿篇巨制，截至目前，这是中国电影史最权威的框架。
李少白作为主要执笔人之一，参与编写了中国电影史学的奠基性著作《中国电影发展史》
李少白先生3月16日上午突然离世，让我倍感悲伤。回想他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思绪纷纭。老人家因病去世的消息传开后，迅速涌现一片惊讶与沉痛悼念之声。自媒体率先发声，继之是时光网、腾讯网等新媒体刊出“中国电影史学泰斗李少白先生去世”的消息稿，随后纸媒也在第一时间发表报道。尽管其中不免有些信息错漏，但我对相关文字发布感觉颇为意外，也非常感动。少白先生离世消息，如此迅捷传播，为业内同仁重视关注。中国电影家协会、北京电影学院等有关机构发来唁电。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赵实同志也对李少白先生不幸病逝表示沉痛的哀悼，并向李少白先生的亲属致以深切慰问。各界领导、友好人士、学生以及电影学界的专家表达了对这位学术大家的崇敬和深厚感情。
李少白先生逝世，之所以能够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我想这是因为对他在电影史和电影理论工作作出的贡献的敬意，尤其是对中国电影史研究和教学的开创价值和拓荒意义，他作为中国电影史学研究、电影教育的拓荒者，长久倾注于学术事业，为大家所公认。电影界和学界同行，都非常熟悉少白先生的名字，尊敬和佩服这位中国电影史学家、理论家。
李少白先生从小饱读诗书，志向高远。1949年8月， 18岁的他，高中毕业即毅然南行，投身革命，由南京、武汉而重庆，如他后来写的诗所言：当年投笔别钟山，意气昂扬向蜀川。大舸引风山接日，高峡逐浪雁啼天。但我看到过一个他着军装的照片，却仍是一个身体瘦弱的年轻军人，一副文弱书生模样，并不那么气宇轩昂。
1954年，李少白先生由他转业后就职的重庆西南大区影片经理公司，调到北京中国电影发行总公司宣传处工作。此时他的工作紧紧和新电影阐发捆绑在一起，他不满足于宣传，开始钻研理论。这一时期，理论研读和影评写作互长，使得常在报纸杂志上发表影评文章的他，开始为电影界关注。1956年他还应邀担任了《文艺报》的电影评论员。次年，李少白先生调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中国电影家协会前身）艺术研究部工作，在电影史研究室参加了在当时主流语境和后来电影史学术发展中有重要意义的《中国电影发展史》 （第一、二卷）的编写工作。1963年2月，两卷本的《中国电影发展史》正式出版，该书成为后来公认的新中国电影史学奠基之作。
《影心探赜：电影历史及理论》是新时期以来李少白研究电影史论的代表著作
当年李少白先生参加撰写《中国电影发展史》时，年仅27岁，可谓意气风发。此后毕生的努力与成就莫不与此相关。但据他自己后来说，写作《中国电影发展史》时随口说了一句影协办公楼“这房子像监狱”的话，在以后“文革”中招来了同关监狱差不多的“隔离审查”之祸。1969年他随单位一起下“干校” 。1973年被抽调回京，国务院文化组艺术研究机构（今中国艺术研究院前身）电影组成立，他任组长。1975年，少白先生担任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所电影研究室主任一职。此后在改名为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的电影研究所担任所负责人。烈火重锻，锻之愈坚，“文革”后的李少白先生迸发出更为热切的工作动力，他主持创办电影研究所的学术刊物《电影文化》 （今《当代电影》前身） ，影响甚夥，为当代电影理论与批评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李少白先生电影史学及教育特点，含着三点：一是电影历史研究和电影史写作双位一体；二是注重理论思维和概括，史料、史述与史观结合；三是言之所理，持之有故，不发空论。他带的学生，包括笔者，从他那里嬗继下来的，盖也在此。
我是1987年下半年由北京广播学院研究生毕业分配到中国艺术研究院以后认识李少白先生的。他为人亲和睿智，我从未见过后来传言的他脾气大和谁发火那样的情况。在院里，聚在一起开会时，听他讲话指点，大家都踊跃赞叹。1993年，他在王朝闻先生等人支持之下，率先在国内拿到电影学博士点。一次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旧址恭王府院内，路遇挎着包来上班的李少白先生，他热切动员、鼓励我报考他的电影学博士。当时的我一直认为自己年轻，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因此，我虽对史学研究了解不多并未涉足，但还是在李少白老师巨大的信任、激励和推动之下，考入研究院研究生部电影系攻读电影学博士学位。这是国内首届电影学博士生，当时读博远未成为风气，但李少白先生已经酝酿和梳理了电影学博士教学计划体系。他还把对我们的教学与他的《中国电影艺术史》的课题写作联系了起来，电影历史研究和电影史写作碰撞到了一起。
第一次上课，李少白先生就给我明确，中国20世纪40年代电影断代史为我论文研究与写作的议题，并要求第二天起就着手开始看所里珍藏的上百种中国早期电影期刊。在此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天天泡在影视所的资料室里，逐渐有了一种沉入其中的平静和迷恋，虽皓首穷经，环境艰苦，神情和心态却越发坦然。和发黄易脆的老杂志对话，在浩瀚、复杂的史料海洋中游弋寻觅，细致追踪，兴味盎然。史料爬梳研读过程中，老师的教导、指点和要求未敢稍加忘怀。从史料到理论，由原典实证到辩证思维，从不感兴趣到喜欢，一切都变得清晰而富有引力与趣味起来。在这样的时候，各种资料、文献如何交汇融通，电影史写作与电影史观及理论方法的融入就显得更为重要。史料、史述、史观三者结合，是老师留给我的宝贵指导与学术地形图。
资料为先，重视运用史料的丰富性，因乎此电影历史研究的学术规范和一切差别与观点的会通也才彻底。由此我也体会先生的学术与研究，是怎样一项艰苦孤寂的工作，而这样的工作，他干了几十年。读博士的时候，关于人生态度、为人处世、年轻人如何选择人生以外，讲得最多最吸引我们学生讨论的恐怕还是老老实实的治学态度，是“治史有凭学可考” 。至于编史如何臧否历史、月旦人物，获致尤为难得的历史分寸感，就更是题内之意了。
有媒体于3月18日刊发的报道文中，描述说我15日晚去了李老师家里，和他“聊了电影、学术和未来” 。然实际与这种夸张的记者笔法，相去甚远。李老师近三四年以来不良于行，备受病痛困扰。我们边上的人，看了很是心痛。看到老师的病在不可逆地发展下去，不免很是担忧。春节前后，几次病重并联系医院，都因病房紧张而未能住院治疗。3月15日重病中的少白先生让夫人给我打电话，说要见我。晚上我和商容赶了过去之后，看到他仍然在经受病痛的煎熬，帮他催痰，虽满身大汗，但效果甚微。整个晚上，他仅能断续说几个字词，意思大体猜得出来，但他的完整交流已非常困难。在死亡的边上，没有了对死亡的恐惧，但他的眼神，能看出他不想走。他眼角的泪，或许就是饱含他对尘世与电影热爱的超越语言的一种交流。
他找我来，肯定想说什么，几次起首说出几个字词，都未能讲下去。他最终还是放弃了，不再做努力。卧室中就我们两个人时，反倒什么话都不去努力再讲了，就只静静地待在一起，我不停地给他按摩僵硬的右臂和右手手指，紧紧地握着他的手。现在回想，这倒更像是履行一个仪式。他平静地看着我。未必想太多。这个时候，他走过的路，去过的地方，看过的书与文章，如何开创一个电影学术时代，怎样研究历史和人物，在脑海中已经逐渐模糊了。但我想象中这时的他心里会燃着一堆篝火，灼热气体和星火在升腾，噼啪作响。他的最后岁月里，陪伴他的是诗词集，是电影史学上的三两本书。当自己研究过的电影史上某些历史现象、人物变得面目不清时，缠绵病床多日的他偶或会翻看、回望、沉思；当很多重要的东西在有意无意间都丢了时，他愿意通过诗句来参研、雕琢、重新塑形。他也会让另一些事情在最后的生命凝眸中纹丝不动，比如想念，比如血缘亲情，比如爱。
卡尔维诺说：谁想看清尘世就应当同它保持必要的距离。搞历史研究亦复如此。但是我想，李少白老师在他作别尘世之际，他看清尘世了么？联系到他晚年遭际病痛折磨，似乎看不到什么令人鼓舞的迹象。想起这些的时候，我的眼里不自觉地噙满泪水，我的心感觉至痛。稍感欣慰的是，他的电影史学研究已深深地嵌入我们大家的脑海。他的电影教育实践赢得赞赏的地方很多。他和他的学生，已经构成了当代中国电影文化和学术风景的一部分。中国电影理论和批评更需要像李少白先生这样的能提供开创一个时代的电影史学、理论和电影教育的践履者，以史鉴今，追蹑时代的踪迹。
李少白任西南服务团第四支队第四大队第七中队文书，摄于1949年，宜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