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戏与乡村振兴主题深度融合的典范之作
——观壮剧《大山妈妈》
栏目:视线
作者:陈玉茜 卢彧哲  来源:中国艺术报

壮剧《大山妈妈》剧照 广西戏剧院供图

  壮剧《大山妈妈》讲述的是广西一家医院的退休洗衣女工麦琼方四十五年坚持帮助山区贫困儿童的感人故事,反映了新时代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革命老区人民的昂扬精神。依托“画荻教子”的传统题材,该剧巧妙地将地方戏和乡村振兴主题深度融为一体,谱写了一首新时代社会颂歌,也为探索如何突破壮剧的既有样式、构筑引领时代潮流的美学范式提供了有益启示。

  唱腔创作美:中华大家庭的情感升华

  壮语和桂柳方言是壮剧使用的语言,也是其美学特质的重要依附。剧中,“妈妈”麦琼方操着一口地道的方言,使本土观众既感受到其形象的伟大,又倍感亲切。民间谚语“见人上坡推一把,见人落难拉一把”在唱本中先后出现了两次,不仅是壮剧鲜明艺术特征的集中体现,还是贫困山区孩子“妈妈”道德情操的真实写照,更是中华大家庭的宏大精神指向。此外,剧中唱词大量运用粘连、平仄、对仗、押韵等修辞手法,同时融入经典儿歌《小白船》,象征着“妈妈”青年时期的朝气蓬勃,也使观众乐于接受和易于理解孩子们对美好生活的深深向往。

  流传于壮族聚居地区的马骨胡是剧中伴奏乐器的“主角”,也是营造中华大家庭氛围的核心音乐元素。该剧使用壮剧的传统伴奏乐器,并根据不同情节选择相应的乐器组合,以衬托人物的情绪变化和命运浮沉。“妈妈”童年遭遇家庭变故时,二胡、土胡、马骨胡的合奏渲染了深沉忧伤的气氛;“妈妈”挑衣下乡送温暖时,蜂鼓和高边锣的共鸣烘托出人物内心的满腔热忱;“妈妈”教育少不更事的孩子时,月琴和木鱼的协同演奏似乎在娓娓讲述人生哲理。具有高度标识性的传统乐器繁弦急管,营造了一个具有巨大张力的情感体验空间,使该剧“棘心夭夭,母氏劬劳”的主题在观众的心灵深处获得渐进式升华,从而促进壮剧在潜移默化中完成美育的使命。

  角色塑造美:中华大家庭的情感传递

  戏剧中的“人”涵盖三个层次:个体、社会、精神。以观众熟悉的人物具象演绎伟大的精神意象,是该剧的最大特色。黑格尔认为,艺术要塑造的人物具有唯一的性格和独特的动作。剧中的“妈妈”不仅是一名吃苦耐劳的女性,还是一位心存家国情怀的母亲。她不是送儿杀敌的英雄母亲,也不是“蜡炬成灰泪始干”的教师母亲,而是一位乐善好施的“扁担姐”式母亲,是大家庭的精神纽带。现实中,“妈妈”麦琼方收养的86名孩子既有来自瑶族村寨的山娃,又有生于壮族乡屯的学子,还有出身革命老区的孤儿。该剧仅仅选择了以5个孩子的成长经历为创作个案,运用戏剧手法,折射出“妈妈”锲而不舍的个性,进一步提升了壮剧角色的塑造水平。

  戏剧角色的表现,如同水上行船——造成角色冲突的因素越多,角色的性格也就越鲜活。该剧的成功之处,是刻画了一位文化水平不高的山区版大众“妈妈”。她不仅身体力行为老百姓实现物质上的共同富裕添砖加瓦,还为年轻一代创造了用之不尽的精神财富。面对毒瘾缠身而痛不欲生的孩子刚强,“妈妈”发誓“一个也不准抛下”,要以绳锯木断的恒心全力挽救;面对以奢为耻但处世方式不当的孩子“大厨”,“妈妈”循循善诱,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面对热衷于与国际友人交流的孩子“鸟语”,“妈妈”特别强调要守住人格底线和维护国家尊严;面对痴迷化学却又屡屡闯祸的红叶,“妈妈”教育风趣却又不失哲理;面对“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孩子黄一箭,“妈妈”则苦口婆心地摆事实、讲道理,教育孩子做人要“识大体,怀大爱”。

  此中,既处处凸显了“妈妈”的大慈之心,使戏剧取得人性美和善“乳溜滴琼英”的相融效果,也体现了壮剧“二旦三生”的角色分工特点。一言之,“妈妈”和孩子们之间不仅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更存在着一种渗透至血液中的情感关系。

  文本构思美:中华大家庭的情感推进

  母亲题材的戏剧作品自古如群星璀璨,结构类型不胜枚举。古代杂剧《状元堂陈母教子》、近代京剧《四郎探母》、现代话剧《我的母亲》、当代吕剧《大爱妈妈》等戏剧作品运用不同的文本结构,在不同历史阶段塑造了具有时代特质的母亲形象。在历代相同题材戏剧发展的基础上,《大山妈妈》文本力求在创作上贴近大众、贴近现实、贴近人性,以浪漫的表现手法拉近观众和戏剧之间的心理距离,为壮剧美学新范式的构建夯实了基础。

  文本构思上打破壮剧起承转合的传统模式,以多段落、多散点、多时空交叉的结构形态,通过“妈妈”青年、中年、老年三个阶段的成长,构筑了情节演进的明线和暗线,是该剧基于守正之上对“美”的形式创新。明线是“妈妈”从一名不拘小节的少女变成一位募集“百家米”的组织者,暗线是国家由过去的贫穷落后变为今天的繁荣富强。将个人价值的实现放置于为人民群众谋幸福的奋斗中,该剧创造了艺术美的高境界—— “心灵的美”,是该剧文本构思的高明之处,也是整部戏剧“形散神不散”的主线。

  透过剧中每个孩子成长的成败利钝,观众深刻地感受到了“妈妈”的舐犊情深,以及大家庭患难与共的情感凝聚。其中,孩子刚强染上毒瘾,“妈妈”虽屡次劝告无效,依旧不离不弃而终获成功,是该剧构建中华大家庭主题的情感亮点。同时,该剧运用倒叙和平叙的手法,在文本构思上还原了“妈妈”青年时期征募衣物和扶寡助孺的成长经历。这种文本构思彰显了该剧的地缘性和时代性,为主题的充分表达做好了铺垫,也成为了戏剧美的核心要义。

  舞台设计美:中华大家庭的情感依托

  明末清初文学理论家李渔在《闲情偶记》中写道:“鸟声之最可爱者,不在人之坐时,而偏在睡时。”可见,戏剧主题的表达离不开剧中环境的有力烘托。“妈妈”收养的孩子都来自贫困山区,“大山”便成为了观众理解该剧创作成就的关键意象。与此相呼应,舞台上立体式呈现了一座座层峦叠嶂、造型各异、意味隽永的“大山”,如画的意境将观众带进了一个以之为背景的温馨大“家”。根据19世纪德国美学家费肖尔的“移情说”观点,该剧创作的是一个墨色青山深处的家,也是一个以祖国为坚强后盾的家。

  舞台是戏剧冲突发展的主要载体,也是人物关系推进的重要手段,更是观众参与审美活动的核心场域,在剧中具有其他要素所不可替代的功能。早期,壮剧的演出场所是田间地头,但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而拓展到了舞台上。如何将舞台的辅助功能发挥到极致,成为了摆在壮剧创作者面前的一个现实命题。以“妈妈”为核心的“家”的具象化是该剧舞台空间设计的定位,衬托了戏剧情节的跌宕和人物感情的悲喜,营造了一种“情由家生、家因情暖”的朴实艺术效果。

  该剧在舞台设计理念上尤为注重“留白” ,意在为观众营造一个“家”的想象空间,也喻示着中华大家庭的气势恢宏。在巍巍苍野的舞台背景中,群山的造型和“妈妈”全心养育子女的艰辛形成了十分融洽的互文。而这一切都被深深地嵌入到“家”的意象孕育中,赋予了舞台空间深厚的意蕴,成为了壮剧的一种新型叙事方式。

  壮剧《大山妈妈》塑造了中国女性新典型人物,成为了“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精神的新时代“风向标”,值得其他种类的戏剧创作借鉴:地方戏要充分发挥有助于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的优势,涵养好、传播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主角麦琼方身上,观众不仅看到了一位可爱、可亲、可敬的中国“妈妈”,还找到了一种以数代人前赴后继奉献于幸福大家庭为内涵的艺术美学范式。立潮头观之,以麦琼方为代表的“妈妈”们不正是中国通往康庄大道的不竭动力吗?不过,我们必须理性地认识到,在世界各国思考应如何构建文明新形态的背景下,壮剧也要加快探索如何更有效地激发独特的艺术魅力、不断拓宽对美诠释的方式与方法,使作品所承载的人物精神获得全社会的认可和倡导,从而流传千秋、燎原万里。

  (本文系“广西八桂青年学者创新团队项目”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