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和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三弦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的《弦索备考》研究暨爱新觉罗·毓峘传谱学术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会上，田青、项阳、薛艺兵、李玫等19位专家学者各抒己见，带着近年来对于《弦索备考》研究的不同关注点，进行了多方面探讨。
田青表示，近几十年来《弦索备考》研究所取得的进展，离不开谈龙建的贡献，正是由于她锲而不舍地对《弦索备考》展开苦行僧式的研究，才使《弦索备考》研究取得今天的成绩。项阳从中国传统音乐的多声思维这一学术点进行思考，认为国家礼乐是中国传统音乐多声思维发展的基石，并对多声思维的概念进行了辨析和溯源。他认为，《弦索备考》中琵琶、三弦、胡琴的演奏分谱所构筑的合奏乐谱样态与朱载堉、李之藻所制多种谱式分谱记录实为合奏谱的样态具有内在一致性。因此，应对多种乐器具有相通性曲目进行辨析，思考是否《弦索备考》的曲目在其他乐种中亦有存在。
薛艺兵围绕《弦索备考》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进行探讨，认为其曲谱所记录的特殊演奏技法符号是引发学界对其重视的原因所在，并对《弦索备考》的研究脉络进行了溯源，认为自上世纪50年代杨荫浏、简其华、曹安和首次对其进行译谱以来，到80年代以谈龙建为代表的演奏家进入到研究领域，并前后举办了两场《弦索备考》全本音乐会，将曲谱的十三首乐曲进行从文本到音响的“复活”，演奏家群体对《弦索备考》的关注突破了以往仅有学者研究的局面，也使学术研究升华到实践领域。
李玫认为，《线索备考》的承袭首先得益于其编写者荣斋，这份由一个具有演奏能力的文人进行抄写的曲谱，为中国传统音乐和古代音乐史留下了有关音乐实践的珍贵文本。同时，李玫从中国传统记谱体系的发展进行探讨，从魏氏乐谱、戴长庚到朱载堉，对中国传统音乐谱式的发展进行了详细阐释，并由此引发了对《高和江东》是否为伪谱的辨析，认为此前曹安和认定此谱是伪谱的观点需要重新判定。
会议中，张伯瑜、谈龙建都对《弦索备考》的人文价值进行了探讨，谈龙建则主要侧重于从爱新觉罗·毓峘传谱的角度分析其个人对《弦索备考》传承的重要性。他认为，毓峘作为中国弦索音乐传承于当代的唯一传人，不仅对《弦索备考》曲谱中所缺失的曲谱部分进行补缺形成全璧，继而能在毓峘的传谱中窥见“玩器者”在音乐风格和演奏技法变化上的历史轨迹，以及因其身份背景所形成的特殊性，让当代演奏者得以对“弦索十三套”音乐实现较为客观的“复活”，也让其曲谱真正具有实现活态传承的重要价值。吴晓萍则是通过对《弦索备考》的定弦法与宫调问题进行探讨，认为相较于传统琵琶工尺谱，虽然两者属于同一系统，但《弦索备考》主要采用以小工调为核心、上字为宫的首调记谱方式，而这种记谱方式体现了清代工尺谱以上字为调首的记谱特点。陈燕婷、都本玲均对《弦索备考》中的具体作品与其他乐种进行横向比较分析，陈燕婷从其深耕多年的南音中发现《八面金钱经》与《弦索备考》中的《松青夜游》的音乐本体基本对应，进一步从《八面金钱经》的标题、段落分析了两者之间的联系，并从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中阐述了《弦索备考》与其他曲谱之间的共通性，从音乐本体的角度进行横向比较。都本玲则从《弦索备考》中的《十六板》与内蒙古藏传佛教中的《八谱》一曲进行横向对比研究，从其对两首曲目音乐结构的分析，认为两者之间均以八板为曲体进行发展，并对现存八板体最早的乐曲进行了辨析。
高艺真、孙晨荟都对近半个世纪以来关于《弦索备考》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孙晨荟侧重梳理了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对《弦索备考》研究所产生的特殊意义，并提到今年是《弦索备考》研究70年，传承已40年。在这几十年中，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仍然是贯穿其始终从未离开过的一条线，这也是今年为何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举办此次学术研讨会的深远意义。另外，参与此次研讨会的演奏家张强、薛克、林玲，通过对《弦索备考》近二十年来基于其全本的演奏实践及研究，从其定弦依据、演奏技法符号对《弦索备考》的演奏艺术进行了分析。而赵倩和刘禹则从不同学科属性对《弦索备考》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赵倩将曲艺中的“弦索”概念与传统乐种的“弦索”概念进行辨析，继而对其文化身份进行探讨，认为弦索乐运用的场域不同，所具有的文化属性则会产生变化。在这个基础上，对弦索乐的分析不能仅对其音乐结构进行分析，而是需要从曲艺学、戏曲学的学科角度进行分析，才能构建一个相对完整的学科话语体系。
可以发现，此次学术研讨会虽然是基于对《弦索备考》的学术研究，但每位发言者都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及所特有的研究视角发现与之相关的学术点，通过他们所具备敏锐的学术感知以及深层思考将《弦索备考》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充，这是在当下多学科贯通的大环境下，对《弦索备考》展开多维度研究的方向所在。
此外，这次学术研讨会并未将探讨仅停留于“文本”层面，弦索音乐演奏展示部分充分践行了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前辈们对中国传统音乐采取的理论加实践的研究理念。因此，在弦索音乐演奏展示部分，承担弦索音乐表演的演奏者们除了有来自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首都师范大学等高校的专业教师团队，同时还有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弦索十三套小组”的学者们，这些学者或曾经为音乐表演专业出身，或为儿时的业余爱好，但他们此次带着学者的研究目光真正从理论走进实践，共同为现场的专家学者们带来了《弦索备考》中的《合欢令》《将军令》《松青夜游》《阳关三叠》《海青》五首乐曲。并且，这一次的弦索音乐演奏展示不同于此前全本音乐会采用固定乐器组合（琵琶、二胡、三弦、筝）的表演形式，而是采用了不同搭配更为灵活的演奏形式。
值得赞叹的是，这样的表演现场是难得一见的，难得的在于表演者的身份突破以往仅有专业演奏家参与的壁垒。以往，演奏家专注“音响”，理论研究者关注“文本”，这次会议让我们看到两种不同身份的力量因为《弦索备考》汇聚到一起，他们关注的目光不再局限于原本单一的领域，“文本”与“音响”因为理念的互通而构建了一种有机的联系。虽然演出前担任“弦索十三套小组”琵琶演奏的孙晨荟笑称，即便为这次研讨会的演出已经准备了几个月，但作为业余选手面对同台演出的专业演奏家们不免感到紧张。但不论是200年前将《弦索备考》记录下来的荣斋，还是让《弦索备考》获得活态传承的爱新觉罗·毓峘，他们也并非是我们今天认知意义上的“专业选手”。也正是他们“非职业”的身份属性，让《弦索备考》的音乐多了一份娱己的性情，因为他们不将此作为生存的工具，而是作为把玩生活的一种情趣。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弦索十三套小组”的加入，让学界对《弦索备考》的研究开始打破单一的研究视角，学者与演奏家两种身份力量的双向奔赴，让未来的研究多了一种“他者”的目光。实践与理论相结合，这既是杨荫浏为代表的前辈们为后学留下的一种可据可行的研究范式，也是当前中国音乐教育体系所必须践行的一种培养模式。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在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