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剧《鸾峰桥》吸收了中国民歌、童谣、说唱、民间器乐与戏曲等多种音乐元素，尝试新的歌剧音乐叙述手法与音乐形象叙述手法，传递出浓郁中国式歌剧音乐创作的艺术呈现与风格追求。同时，它用民族化歌剧音乐语言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音乐形象，丰富了中国式歌剧音乐创作的艺术实践。

　　以人民为中心音乐形象的具象化表达

　　《鸾峰桥》剧中，用党的具象化音乐形象来塑造以人民为中心的音乐形象，通过三种途径呈现：一是乡党委书记大周的音乐形象；二是群众口中地委书记的音乐形象；三是村民代表老王转变后的音乐形象。管弦乐的抒情性旋律塑造了党委书记大周的音乐形象，每当大周出现时，管弦乐队就演奏这样的音乐主题。当人民口中的“知府”调研下党乡时，人民对地区领导带来的新鲜感和调侃、村民的猜测、王二林的生动介绍，塑造了一位以民为本、平易近人，勇于带领村民摆脱贫困的党的形象。村民抒情性歌唱与舞蹈性节奏韵律传递出对党的热爱与祈盼。二林抒情性的歌唱也表达和强化了人民内心的渴望。

　　而用于群唱场面的锣鼓，既表达了民俗或群体劳动的场景，也渲染了民众对党的感情。第一幕至第三幕，老王每次出现均以三弦伴奏说唱风格，既表现了其乐观诙谐形象，亦喻示其安于贫困的音乐形象。第四幕老王的说唱风格变为抒情风格，意味着党领导下党乡村民生活得到真正改变，也意味着老王改变了原先安于贫困的形象，反衬出党以人民为中心的音乐形象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歌剧以抒情的笔触，弦乐如歌的旋律传递出党如春风春雨，如阳光般的音乐形象，使得三种不同音乐形象的具象化途径获得高度统一。这种符号化的如歌旋律语言与音乐风格具象化地表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音乐形象。

　　以人民为中心音乐形象的中国式呈现

　　《鸾峰桥》采用序曲+四幕八场+尾声的歌剧结构样式，但在音乐结构与音乐语言方面采用全新的叙述表现手法。

　　首先，全剧采用素材循环的曲式结构，将主题式核心音乐素材和剧情的发展结合起来，建构出独特的曲式结构。序曲采用民歌体抒情性音乐风格，短小民歌体结构的序曲简洁形塑了党以人民为中心的音乐形象。民歌体抒情性音乐风格是该剧的主要素材，其在全剧各场的每次出现，形成了素材循环。虽然每次出现都有细微的旋律变化，但以管弦乐合奏出的民歌体抒情性音乐风格却始终不变，象征着党以人民为中心、初心不变的音乐形象。

　　其次，音乐语言方面，全剧除了几处道白外，主体为歌唱性音乐语言，用中国吟诵性的叙咏调替代了西方歌剧宣叙调，用带有咏叹性的中国说唱式或歌唱式歌曲体替代了西方歌剧咏叹调。虽然叙咏调与说唱式或歌唱式歌曲体音乐语言较为接近，但不同人物之间音色变化，不同音乐形象之间对比，不同歌唱方式的交替，使得二者音乐语言从内在产生质的区别，以人民为中心音乐形象得到巩固。

　　音乐配器方面，不同场景用不同的音乐配器表达形式，有力地塑造出不同音乐形象。象征戏曲音乐元素的戏曲锣鼓、象征说唱音乐的三弦伴唱、象征宗教音乐的木鱼与象征民间器乐的竹笛等彰显了中国式音乐元素配器的特质。

　　以人民为中心音乐形象的思辨性阐释

　　作曲家采用管弦乐演奏的抒情性音乐风格，作为以人民为中心的音乐形象的音乐符号，浪漫抒情的曲调与周书记抒情性曲风描绘出党对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坚定信心，预示着“滴水穿石”“弱鸟先飞”的幸福未来。

　　《滴嗒，滴嗒》四重唱赞颂了滴水穿石精神。主副歌结构的《我们是木料》最后点睛党与人民的关系，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使命。歌剧以中国式的音乐风格贯穿了全剧，有力塑造了党领导下，下党乡人民团结一致，共同为改变命运奋斗不息，把鸾峰桥变成了摆脱贫困的桥头堡。

　　《鸾峰桥》歌剧音乐内在的五声性音调与旋法进行，甚至民间吹打与合唱旋律，说唱音乐的叙述性语言，童谣吟诵、劳动号子曲韵、锣鼓节奏等多种中国旋律元素，共同构成了中国式歌剧音乐风格的探索。《鸾峰桥》通过多样化歌剧音乐叙述手法成功塑造了党以人民为中心的音乐形象，是中国式歌剧音乐风格的个性化表达。

（曾宪林　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