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致敬也是情怀,更是薪火相传
——濮存昕导演版话剧《海鸥》观后
栏目:品味
作者:邹红  来源:中国艺术报

北京人艺话剧《海鸥》剧照 李春光 摄

  时隔32年,俄罗斯著名剧作家契诃夫的代表作《海鸥》于近日再次登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舞台。对于这出由濮存昕执导的北京人艺新版话剧,媒体报道的重点主要是濮存昕对契诃夫原作的重新诠释,或契诃夫笔下人物的命运与当下观众的共情,而对他为何选择排演《海鸥》一事则缺乏应有的关注。事实上,无论是对北京人艺的发展还是濮存昕个人的演艺经历而言,契诃夫的《海鸥》都具有特殊的意义。濮存昕执导《海鸥》,与其说是兴趣、追求使然,不如说是一种情怀。

  北京人艺新版《海鸥》用的是焦菊隐的译本。因为《海鸥》有多个中译本,故对于多少了解北京人艺历史的观众来说,濮存昕的这个选择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北京人艺与契诃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渊源。上世纪40年代初,焦菊隐陆续翻译了《伊凡诺夫》《海鸥》《三姊妹》《万尼亚舅舅》《樱桃园》等契诃夫剧作,而焦菊隐之所以对契诃夫剧作产生兴趣,跟他当时正在阅读、翻译丹钦科的《回忆录》(中译本改名为《文艺·戏剧·生活》)有着直接的关系。丹钦科在其著作中用了大半的篇幅来叙述契诃夫与作者的交往、与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关系,特别突出了契诃夫剧作尤其是《海鸥》的演出,对于莫斯科艺术剧院取得成功和奠定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重要意义。焦菊隐在《〈契诃夫戏剧集〉译后记》《〈文艺·戏剧·生活〉译后记》等文章中说到,是契诃夫使他“打开了眼睛,认识了应该走的路”。对于契诃夫的《海鸥》,焦菊隐的确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

  虽然焦菊隐本人不曾执导过契诃夫的剧作,但由于上述关系,他对契诃夫戏剧的演出形式——“不要表演的表演”(契诃夫语)尤为服膺,这不仅影响到焦菊隐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接受,而且对于北京人艺导表演风格的形成也多有助益。正是在此基础上,注重内心体验、追求酷肖生活成为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的底色。

  1991年8月,时任莫斯科艺术剧院总导演的奥列格·叶甫列莫夫应邀来到北京人艺执导《海鸥》。这位深谙斯氏表演体系精髓、执导过包括《海鸥》在内的多部契诃夫剧作的导演对中国同行表示:“这是你们的契诃夫,你们的《海鸥》,而不是苏联的。”为呈现出北京人艺版的中国风格,叶甫列莫夫采取了不同于先前在苏联的导演处理,比如在舞台正中放置了一座中式亭子,去掉天幕,直接将剧场后墙裸露出来等,从而使演出增添了中国元素和现代意味。在演员的表演方面,叶甫列莫夫仍坚持内心体验的方法,要求演员的外部动作必须有内在的心理冲突作为依据。有评论认为,叶甫列莫夫指导演员的方法,“依然极有说服力地证明了斯坦尼及焦菊隐表演理论的生命价值”。

  当时主持北京人艺工作的于是之特别向叶甫列莫夫推荐由濮存昕饰演男主角特里波列夫(科斯佳)。应该说,这段经历不仅给濮存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学习斯氏表演体系的机会,而且成为他32年后执导《海鸥》的原因。也正因为有此渊源,新版《海鸥》总体上仍延续了叶甫列莫夫的导演策略。

  虽然濮存昕用多媒体投影替换了叶甫列莫夫裸露后墙的处理,用可以变换用途的箱子替换了原先的座椅,但对剧本的删改还是尽可能忠实原著,演出风格仍是当年叶甫列莫夫设定的内心汹涌而表面平静。虽然濮存昕表示,世界舞台上有无数个不同版本的《海鸥》,他本人也看过十几个版本,但他并没有像“国话版” 《海鸥,海鸥》那样将发生在19世纪末的俄罗斯故事拉到当下现实,也没有像“赖声川版”那样对之作本土化处理,或者像立陶宛OKT剧团那样采取一种简约现代的舞台形式,而是在写实与写意、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求某种平衡。

  濮存昕对契诃夫戏剧并不陌生,除在《海鸥》中饰演特里波列夫外,他还在林兆华执导的《三姐妹·等待戈多》《伊凡诺夫》和李六乙执导的《万尼亚舅舅》中饰演过角色,这同样对濮存昕执导《海鸥》有所影响。如果说与叶甫列莫夫的合作令濮存昕对斯氏表演体系有了更多的了解,那么与林兆华的合作则使他更进一步关注现代舞台形式。濮存昕表示:“《海鸥》有无数个版本,这一版源自我们内心的直觉。”这里说的“直觉”,其实就源自林兆华“拼贴”《三姊妹》《等待戈多》的指导思想。而濮存昕执导的这一版《海鸥》结尾处两棵大树的轰然倒塌,也依稀可以感受到林兆华舞台象征形式的影响。简而言之,新版《海鸥》之所以呈现出这样一种舞台风貌,与濮存昕先前演出契诃夫剧作,与他四十年的话剧舞台经历息息相关。

  如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濮存昕会将新版《海鸥》称之为“一次舞台习作”,是自己“作为导演送给北京人艺的最后一个礼物”。显然,他是在以这样一种方式向契诃夫和莫斯科艺术剧院致敬,向焦菊隐、于是之、林兆华等北京人艺的前辈艺术家们致敬。此外,全剧启用年轻演员,也不无濮存昕取意薪火相传、向人艺新人交接棒的意味。从这个角度来看,新版《海鸥》似乎是濮存昕为自己在北京人艺的导演生涯画上的一个句号。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濮存昕就此告别话剧舞台。差不多十年前,濮存昕在接受采访时就说过,虽然自己也“快到强弩之末”,但“我60岁还会进步”。十年过去了,年届七十的濮存昕依然绷紧弓弦、锐意进取,诚如话剧《海鸥》中的台词:“我是一只海鸥!不,我是一个演员!”我们期待着濮存昕有更多的新作问世,不论是作为导演还是作为演员。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市文联特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