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国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以来，壮族文化与东南亚各国文化的交流逐渐增多。这些措施为我国的壮族文化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将壮族文化典籍进行翻译，并且将其作为我国与东南亚国家文化沟通的纽带，在与东南亚各个国家之间交流的同时，吸取东南亚国家的文化精髓，有助于壮族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同时，壮族文化典籍应该借此契机，以译介为桥梁，在与东南亚各国社会文化不断的交流过程中，吸纳外界文化的精华，为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新动力。因此，壮族文化典籍面向东南亚国家进行译介，是实现我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必然选择。

　　壮族文化典籍面向东南亚译介的意义

　　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山水相连，我国广西与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更是具有地缘相近等亲密关系。作为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壮族不仅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其文化也源远流长，与东南亚各国文化有较深的渊源。正是因为我国壮族与东南亚国家的民族之间有着一衣带水的相似文化情结，所以壮族文化的向外传播，可以助推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经济关系发展，增加两者之间合作的机会。特别是在需要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强力发展合作的今天，壮族文化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更是显得尤为重要。壮族文化典籍以译介为桥梁，可以向东南亚各国充分展示我国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利于在两地区文化交流过程中取得主动权，提高壮族文化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让壮族文化在取得东南亚更多国家关注的同时，构建一个有力稳健的民族文化身份，不断充实壮族文化的实际内容，进而提升我国民族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竞争实力。在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合作发展的背景下，利用壮族文化典籍作为沟通交流的纽带，发挥译介的作用，积极参与到经济体系的建设中来。壮族文化典籍通过译介的途径，可以获取其他社会文化的认识、了解、接受，在此过程中促进社会文化认同，进而在经济一体化发展中起到“文化黏合剂”的作用。

　　壮族文化典籍面向东南亚译介的策略

　　首先，在壮族文化典籍的对外译介过程中，离不开中外翻译者和学者的专业能力和知识素养，在这里面，熟练掌握壮语的外国翻译家和学者是译介的主要叙述者，而中国译者在其中起着交流沟通、提供相应帮助的作用，只有两者通力合作，才有助于壮族文化产品的更好输出，进而让更多外国人了解到壮族文化产品。加强东南亚壮学家和中国本土译者“中外合璧”的合作，对译介模式而言都是最好的选择，能够保障译前的文本选择和翻译决策的正确性，也能保障译后编辑出版和传播工作的顺利进行。这种合作译介模式，能够减少中外国家之间的差异性，从而增强壮族民族文化典籍的传播效果。在壮族民族文化传播过程中，中国译者担当中国文化推介者的角色，能让东南亚国家读者了解到一种不一样的壮族文化，更好地推动我国民族文化精神风貌的世界化展现。中外合作译介主体模式可以保证中国壮学研究者和东南亚壮学家的优势互补与合作，东南亚壮学家为翻译主体和传播媒介可以保证翻译作品对目标读者的“可接受性”，以精于壮族文化研究的中国壮学研究者为壮语和中文向导和翻译辅助，能够减少东南亚壮学家的误译，从而有效避免东南亚国家读者的误读、有效促进壮族文化典籍的对外传播。

　　其次，优化整合译介活动涉及的各方面资源，以提高壮族文化典籍对外译介的专业水平。如可以由官方组织统筹译介活动，便于有效整合对外译介活动中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各类资源。首先可以组织广西区内高水平的壮语专家及东南亚国家的翻译专家，实行译者的“强强联合”。组织优秀的壮语专家及东南亚国家的翻译家，在挑选最具代表性的壮族文化典籍后对其版本的权威性、版别的切实性、体例的完整性以及版次的时效性进行确定之后，先实现壮文和现代汉语之间的译介，最后再根据现代汉语翻译需求译成东南亚各国语言。这样不仅可以对壮族文化典籍进行系统有序的译介，还可以避免译介活动出现盲目和重复，也有助于规模性译介活动的形成，进而扩大影响。

　　再次，就目前壮族文化典籍的推介途径现状来看，壮族文化典籍译介作品出版发行只有纸质出版物这个唯一的渠道，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发展的需求，“走出去”的步伐因此而受限。鉴于此，壮族文化典籍译本面向东南亚国家的译介可发挥自身的内部优势，把功夫下在推介途径上。首先可以考虑合作出版。具体而言，就是在译介文本以及译者筛选等图书出版的核心环节上与东南亚国家进行项目合作，以达到译介活动选题与东南亚国家市场的需求保持同步、提升翻译质量，最终被其受众接纳并认可的目的。第二是利用新媒体进行推介。相对于传统的纸质媒体而言，新媒体运作方式更为灵活，并且形式也较为丰富，服务模式更为广泛，既可以为壮族文化典籍文化的广泛传播赢得更多的话语权，也为壮族文化典籍在东南亚国家的译介提供了更多的渠道。除了纸质出版物外，还可以利用互联网进行推介，比如可以利用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网站等媒介更新速度快的特点，及时满足广大受众的需求。第三是加强版权贸易。壮族文化典籍对外译介出版可寻求与东南亚国家的图书出版机构订立版权输出协议，由当地的出版机构负责图书的出版和营销，走专业化输出版权的道路。

　　此外，为了扩大壮族文化典籍在东南亚国家的受众面、提高其受众接受度，还应该对东南亚各国的译介受众的阅读心理和期待视野进行充分的了解，构建以译介受众为核心的译介观念，打破传统中“以我为主”的文化传播模式，以“受众为中心”打造新型的国际受众定位。同时，为了提高壮族文化典籍的译介效果，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不仅要重视专业读者，也要把大众读者的意见纳入评价译介效果的范围，这样才能增强译本的可读性和接受性，从真正意义上推动文化融合，保持文化竞争力，促进壮族文化典籍“走出去”。

　　最后，壮族文化典籍在面向东南亚国家译介时，除了根据分析结论科学选择译介主体，确定译介内容、规划译介途径、选择译介受众之外，必须给予译介效果这个最终的环节足够的重视。应建立一个灵活长效的译介活动的动态反馈机制，收集译介受众对译介作品的意见，并认真研究受众和市场，分析受众、建立受众数据库、细分市场，根据受众需要策划产品和服务，跟踪调查和分析反馈信息，及时调整文化传播方案以进一步完善产品和服务。根据译介活动反馈的结果适时提高并不断完善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和译介受众，才能最终取得理想的译介效果。

　　总而言之，壮族文化典籍在面向东南亚国家译介的过程中，需要对其译介的主体、内容、途径、受众、效果等环节进行科学合理的选择，并根据东南亚各个国家不同的情况进行调整，这样才能在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取得良好的效果。

　　（作者系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本文系2020年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壮族文化典籍对外译介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