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作家和剧院的关系，我很想说的是，我就是北京人艺栽培出来的编剧。我20多岁的时候，还在工厂里当工人，和几位来到基层的专业艺术工作者，写了一个描述工人的剧本《淬火之歌》，后来是北京人艺的赵起扬书记说让我到剧院做编剧。但那个时候正是1978年恢复高考，我想上大学，人艺没有阻拦我。在上大学的4年中，北京人艺也没有忘记我，后来把我从中央戏剧学院接到剧院来，在6年当中上演了我写的两部戏，真的是很难得的。

　　我是被北京人艺“惯”着长大的编剧，后来再也没有哪个单位这样“惯”着我。在北京人艺做编剧，我很幸运，我和剧院中的多位大家相遇相识，受到他们的亲授，要说到的人很多，这里我只说两个人。一位是我们的老院长曹禺先生，当时他在生病，看完《天下第一楼》的剧本，他特意从医院回家，坐在我和夏淳、顾威两位导演的面前，很兴奋地谈着他对剧本的看法，我们从下午一直谈到晚上，说了将近4个小时。我是个很发怵别人提意见的作者，但是曹禺先生本身是编剧，他了解编剧和编剧笔下的人物，他的每一句话都落在点上，也不掩饰情感，他为《天下第一楼》写了一首长诗，表示祝贺。他曾经意味深长地对我说，写戏是辛苦的，要坚持下去。

　　还有一位是于是之先生，当时我们创作组的组长。我不太会与人相处，和于老师接触，只是谈剧本，对于我正在写的剧本，他心里是着急的，但是从来不催，也不问，从他的表情当中能看到迫切。收到剧本后，他绝不轻易提意见，更不会动笔杆，而是用铅笔把意见写在剧本上，表示作者随时可以涂掉。《天下第一楼》首演，于是之先生写了一篇文章《贺何冀平》，里面的最后一句话是，“感谢剧作家，这些用笔支撑着剧院的人”。

　　北京人艺的“尊重”千金难买，几十年过去了，我总记得，此生也不会忘记，艺术家们是人艺的支柱、良心，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是做人的道理，无论我走到哪儿、写什么，这是我安身立命的根本。有了人艺给我打的这个底色，扬起的不会是浮尘。

　　多数人提起北京人艺就会说“北京味儿”，我觉得不准确，应该是那种北京人的谦逊有礼、谦和周到、讲礼数的人品，这些文化在，人艺就在；没有这些，人艺就消失了。曾经的那一代人差不多都走了，他们我都接触过，但是谁也没有跟我说过“要照着人艺的路子走”这样的话，但是只要他们在，我们心里的火就不会熄灭。感谢剧院帮我用笔记下人生的刻痕、注入生命，让作品永久留在舞台上。

（何冀平　北京人艺荣誉编剧、著名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