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既是编剧，或者说是作家，此外还有一个身份，我是北京人艺的孩子。2020年，我写过一本回忆我爸爸妈妈的书《你和我》，有一段专门谈到我爸爸和北京人艺的关系，以及他对于北京人艺的爱，其中还说到我自己，我觉得一个生命的孕育不光在母亲的子宫里，还有另外的多次孕育，其中最重要的一次就是在北京人艺，就是在首都剧场。

　　很荣幸，我的第一个话剧剧本《有一种毒药》是由任鸣导演执导的，印象特别深的就是这部剧首演那一天，我开车到剧院的路上，特别地激动，那时候我爸爸早不在了，我一边开车、一边在心里跟他说，“爸爸，我的戏要在人艺演出了。”我从一个孩子到进入北京人艺创作者行列，是我这一生都难以忘怀的时刻。

　　我的话剧剧本《关系》也是任鸣先生执导的，本来这次北京人艺建院70周年之际还要演出这部剧，可惜因为疫情原因没有演成。但是，《关系》这部剧给我更深的一种体会——不光是剧本和演出当中展现的两性关系等，还有编剧与观众的关系。这部剧在北京人艺的小剧场演出，舞台的三面有观众，我坐在最靠边的地方，我在看观众，观察观众的一举一动。其实观察观众对于一位编剧来说是非常大的滋养，你能够感觉到观众的喜乐、情绪，以及他们对剧本、对舞台上人性的表达有着什么样的反应。

　　我爸爸写的《雷雨》，上世纪50年代起在北京人艺排演。从那时起很长一个阶段，戏剧都是以现实主义的形式呈现的。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近些年来，不仅仅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在整个中国戏剧的舞台上，观众都看到了各种各样风格的表达和多样化呈现的戏剧形式。作为一个写小说的、剧本编剧，我觉得戏剧的自由、文学表达的自由，在于一种深层次的融合，戏剧变得越来越自由，戏剧的呈现方式也变得越来越自由。在首都剧场邀请展中，我看到了很多文学作品改编的戏剧，契诃夫的《安魂曲》、屠格涅夫的《父与子》等，这些都是戏剧和文学融合的一种极有价值的、带有强烈戏剧魅力、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的作品。

　　作为北京人艺的孩子，我长大了，成为编剧。面对70岁的北京人艺，我有一个感受，一座剧院越老就越年轻，因为我们在舞台上看到了更多的新面孔。从《雷雨》说起，我看到过很多版本，去年又有新的《雷雨》（濮存昕导演），还有了新的《日出》（冯远征导演），祝愿北京人艺越老越年轻，希望自己以后能够继续在北京人艺的创作者行列当中。

(万方　曹禺之女、著名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