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大讲堂聚焦纪录片发展现状与未来——

是“家族的相簿”，更是历史的“文化印记”

　　从《奋斗时代》《河西走廊》《如果国宝会说话》《舌尖上的中国》，到《玄奘之路》《我在故宫修文物》《极地》《美丽中国》等，近几年，各种类型的优秀国产纪录影片，通过影院、电视与全球网络媒介等渠道的广泛传播，获得了国内外观众的广泛好评。如何看待国内日益繁荣的纪录片创作？如何应对当代观众对纪录片的审美需求？如何定位纪录片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创作者如何把握主观表达和客观记录之间的关系？针对上述问题，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近日举办第40期影视大讲堂——“文化·历史与存在：当代中国纪录片的创作现状与未来发展”。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集团）副总经理、国家一级导演朱勤效作为主讲人，与参会学者对话交流其创作经验以及对纪录片的独特理解和认知。本期大讲堂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副所长孙承健主持。

　　价值观要正、观点要新、故事要有趣、审美要高雅

　　朱勤效从纪录电影的制作流程、前期策划要解决的问题、纪录电影的创作、纪录电影的现状和趋势4个方面切入，提倡纪录片创作要明确传播平台，并表示不赞同电视版本纪录片剪短后当作纪录电影上映。他认为，不管拍什么，首先价值观要正、观点要新、故事要有趣、审美要高雅。

　　在确定作品风格定位和表现手段时，朱勤效会先确定几个关键词，然后按照关键词的风格再继续往下推进。“比如2020年我们创作电影《一起走过》时，我给片子的定位是‘温暖’‘感人’‘有爱’这3个关键词。在随后的流程中，所有的工作完全按照这个方向来走。”

　　朱勤效表示，创作纪录电影的提纲脚本阶段，就要有新思想、新观点、新语境。其次，分阶段看，纪录电影还要起一个好的片名，设计好的开头，然后讲好几个故事，完成一个好的结尾，这样一个片子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我每拿到一个选题，都希望大家把自己的想法放到一个大的环境当中去思考，甚至放到国际视野中、在历史纵深中去深度考虑。”朱勤效说。

　　在朱勤效看来，创作者讲故事，实际上是要制造悬念，把故事的背景放大，然后进行精雕细琢。在拍摄过程中，纪录片导演要出思想，要协调各个工种的积极性，还要处理好各种关系。导演要提前与摄影沟通好，正式拍摄时可以在现场进行引导，但不要干预事件的进展。

　　朱勤效认为，纪录电影的前期是摄影的艺术，纪录片的摄影在前期实际上起到了前期导演的作用，他拍摄的镜头会影响到后期的剪辑。摄影要善于发现新的角度、内容，要充分利用自己的一些手段、新设备、新技术，把那些矛盾拍出来，“制造”出一些新的故事。但是摄影师还要充分理解全片的理念和导演的意图后再进行创作，不能单纯地为了画面放弃叙事。“如果说纪录片的前期是摄影的艺术的话，那么后期就是剪辑的艺术，剪辑要敢于打破传统，剪辑出声音、画面的新节奏。纪录片创作一定要求摄影、录音和剪辑全程参与创作。”

　　反映普通人生活和梦想的“人文性”

　　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副所长赵卫防认为，朱勤效导演的作品，如《奋斗时代》《青春中国》等纪录片都是从个体人物着手来讲述青春中国和奋斗时代的故事。以人物为主线来创作纪录片，特别具有艺术创造力，也很符合纪录片的创作规律。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许婧对此表示认同，表示纪录片不仅是“家族的相簿”，更是历史的“文化印记”。中国电视纪录片在60多年的发展中，有着与欧美截然不同的文化和历史的语境，受到新闻纪录电影的深刻影响，在观念、审美、形态、功能上逐渐形成自身独特的美学风貌。从20世纪50年代“全民记忆”的《新闻周报》、90年代“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东方时空》，到21世纪以《复活的军团》《故宫》为代表的文化历史题材及现代技术的创造性呈现、《舌尖上的中国》激发的产业想象，完成了从质朴的纪实美学到真实美学再到新纪录片技术美学和故事化讲述的叙事转向，以及从宏大叙事向生活化叙事的转变，诞生出千姿百态的优秀作品，如《大国崛起》《大明宫》《河西走廊》《茶，一片树叶的故事》《我在故宫修文物》《如果国宝会说话》《国家宝藏》《超级工程》《航拍中国》等等。纪录片的创作观念一直在变化，但人们潜意识里早已根植下纪录片的经典印象，即反映普通人生活和梦想的“人文性”。可以说，纪录片的发展历史实际上是创作者找到属于自己表达方式的历史。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说，追求“真实”成为纪录片的代名词，但无论何时，人文思考、真实表达、美学呈现都是优秀纪录片的底色。将视线投向历史、现实、人生，关注“具体的人”，是纪录片打动人心的恒定价值。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徐建华也表示，以人为核心的纪录片，其情感、情绪的表达非常重要。纪录片要关注这个人的命运、人生、心理状态、内心感受，以及这个人与其他人、与世界万物之间形成的生命感。此外，还要探讨形成这种心理状态、个人命运的社会原因和文化原因。从观众接受的角度来讲，情感性或情绪性的元素是观众能够非常直接感知到的，是非常具有生命力的。

　　中国纪录片内容生产形成新格局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赵远注意到，纪录片重回院线是全球范围内一种电影产业发展现象。近年来，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崛起，曾经被观众忽略的纪录片业渐显身影，创作数量不断增长、风格更加多样、视角更加丰富、院线放映持续增长。“梳理近年来院线放映的纪录片，会发现其变化的趋势。首先是提升影像语言质量，注重视觉和感官效果。与上世纪90年代新纪录片运动中‘刻意粗糙’的影像风格不同，近年来的纪录片更注重电影化语言和技巧的使用，例如《喜马拉雅天梯》采用高清摄像机摄影，展现喜马拉雅的雪景和星夜奇幻景象，各种极限景观将大自然的魅力充分表现出来；《我的诗篇》用影像传达诗意，运用了大量的蒙太奇段落和虚实变焦，其中演员乌鸟鸟在朗诵《大雪压境狂想曲》时，飘落的雪花、镜头航拍下安静的森林、苍茫的大地、被汽车排满的高速公路，冷峻地展现出大自然、现代工业社会与人的对峙。虽然这些纪录片题材各异、风格不同，但是都注重电影语言的使用，改变了以往纪录片偏爱长镜头、晃动镜头、影像语言简单等特点。其次是以平民化视角讲述普通人的故事，这种叙事态度延续上世纪90年代很多纪录片‘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人文传统，但在表述上更注重叙事性，把人或物放在故事中表现，用完整的叙事架构讲述真实故事。”赵远说。

　　近年来，主流价值宣传、多元媒介发展和产业市场的进一步调整，产生了多股力量共同推动并形成了中国纪录片内容生产的新格局。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张啸涛表示，中国纪录片创作类型不断拓展，“主题主线”纪录片表现出主流叙事的特征，在故事讲述、影像呈现和情感表达等方面，都努力尝试将政治话语和国家政策通过纪实影像进行柔性传播，如“文学”类型纪录片在分众领域引起很高的关注度；表现美食文化的纪录片在人文色彩的包装下，呈现的是迎合大众趣味的工业化产品。同时，纪录片创作也显露出社会批判和反思精神的孱弱，以及过于强调故事性等问题。在纪录片传播方面，数字技术的进步改变了纪录片的制作播出形态，由于社交媒体的功能性更加多样以及短视频平台的爆发式增长，影像记录与传播已经去中心化。2020年以来，新媒体平台成为纪录片传播的主要形式。“政策扶持”和“新技术发展”成为推动国内纪录片产业发展的根本力量，“IP项目的深度开发”进一步激发了纪录片创作的商业属性。在纪录片未来发展的趋势中，交互纪录片将成为新媒体技术发展下纪录片的新样态，该类型纪录片的出现，让人们深入思考纪录片的边界与未来的可能，并对纪录片所呈现出的“现实”有全新的理解。对此，朱勤效分析认为，当下整个纪录片创作由事业向产业转化、国内向国际转化、集体向个体转化，选题更加趋向多元化，播出平台也更加多元化。

　　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副所长孙承健进一步提出，可以对纪录片进行更大胆的思考。比如，未来电影的创作和发展能否有效穿透虚构叙事与非虚构叙事的界限？原本泾渭分明的边界，能否在虚拟与现实、在纪录片与故事片之间寻找到新的叙事增长点？诸如此类，都可能成为未来电影创作与学术研究关注和思考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