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建设文化强国号角的吹响、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中国美术的发展迎来了黄金期。当前，中国美术“视觉图像”的叙事模式和类型不断拓展，如何围绕“当代中国美术叙事”与“民族气派精神”而建立起当代中国美术价值体系、构建民族气派精神、以学术引领当代中国主流价值、增强中国文化自信、建立当代中国美术话语体系，是当前中国美术理论研究面临的重要课题。
从当代中国美术创作看，其展现了当代“个人视角”的价值观。当代美术的现实主义叙事方式是当代中国美术特有的基本价值观，当代中国美术叙事贴近社会主体，常采用具象与抽象、象征与意象的表现形态。现实主义叙事常采用“限知视角”，作者参与进图像叙事之中，贴近时代、感悟生活、关注民生、关爱自然的人文精神、追求真善美相统一的审美理想已成为当代中国美术的主流形态。当代中国美术大众化“个人视角”的建立，不仅彰显中国美术创作的风格特色，还蕴含着当代社会的群体价值与审美风格。新世纪以来，中国美术家以“个人视角”介入社会公共生活，一方面体现了画家追求“个体性”的趣味，他们植根于现实生活土壤，将当代叙事成为时代的缩影。画家以平易近人的姿态观察社会、深入生活，把创作回归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另一方面体现了当代社会倾向性审美和自身情感的表达，无疑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具有积极作用。当前，中国美术叙事主要从以下展开。
都市景观叙事从传统笔墨入手，讲述瞬息万变的客观世界。一方面展现中国新型城市建设的时代特征——把建筑物、街道、树木等组成的特殊城市环境，通过图式中的色彩、线条、块面等审美元素，营造城市环境空间。上世纪90年代，在深圳画院举办的城市山水画展中，其表现内容和形式令人耳目一新。“城市山水”从内涵上遥接了传统，吸收西方现代绘画观念，力图打破传统造型观念，突出空间视角。画家们根据需要自由组合物象，运用平面切割法、重叠画法等手段，线面交错，多层次、多维度地表现城市空间。从邹明的作品《霾》中可以看出都市景观在“城市山水”发展中的变化，同时也记录了地域文化的图式特征。江南园林景观图式、北方胡同街巷图式体现了不同地域文化的个性和精神内涵，如周京新的《扬州何园水心亭》和海钟的《都市寻梦记》，都带给我们不同的地域文化体验。2018年在武汉举办的首届“都市水墨学术邀请展”更是以叙事的方式反映了当代中国城市的发展变迁，唱响了水墨的时代主旋律。
中国美术的当代精神建构需超越时代的局限性，反映当代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然，也要有一种批判的态度对时代主流观念形态进行反省。同时以一种历史性的态度看到其它时代曾经有过的不可能性，由此产生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认识框架。从另一个角度说，这是艺术与当代中国人生活之间的问题，一方面，从“生活美学”来观照艺术；另一方面，从艺术来看待“生活美学”，如中国人物画的“当代形态”强调出新、追求原创性诉求、强调个体性的特点。从表现角度分析，则多偏重图像视角。将古典艺术趣味与现代视觉经验相结合，传统情节与个性意识并存，构建精神性的艺术境界，强调个人心境的表现和笔墨趣味的追求，倾向于“心象”表达。
弘扬灾疫中人们的风骨精神，展现当代人物叙事的风骨精神，用传统美学观与当代审美趣味塑造人物形象，体现的是坚毅的民族精神。“众志成城——抗疫主题美术作品展”通过对医务人员、公安民警、解放军等形象的传神写照，表达了图像具有的“现实感”与“鲜活性”。叙事从不同角度展开，全景式地记录了各行各业在战胜疫情中的感人故事，并通过自媒体平台广泛传播，体现了画家的责任感，形成了一股视觉艺术洪流。
“第十三届全国美展”展现出了当代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黄涛的《天堑变通途》、王顾宇的《匠心筑梦——建设中的天眼》、崔美诗的《军港之夜·中国梦》等作品对当代中国科技发展成就进行了图像展示，反映了当代中国画家对“民族气派形象”的塑造。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了“同在蓝天下：为农民工塑像中国画主题创作展”，通过为农民工塑像以赞美当代建设者的身姿，劳动人民逐渐成为艺术家笔下民族精神的代言人。李明的《神通兄弟》、毕建勋的《日暮乡关何处是》等作品强化图像叙事的身份符号，而田黎明的《打工妹》表现了格调的清新与恬淡，李传真的《工棚》巧妙利用构图与细致刻画，体现农民工的艰难与尊严。对于少数民族生活的感悟，画家用独特的图像视角语言讲述民族情感故事。邓枫的《春到彝寨》通过展现彝族妇女喜悦的神态，表现了彝寨新农村建设的伟大成就，王海滨的《塔吉克祝福》展现了塔吉克族姑娘的幸福生活，描绘了最美的时代民族图画。
当代中国美术还体现出当代主流价值的引领作用。自2005年起，“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等一系列重大题材美术创作，从国家话语的角度凸显了中国画叙事的主流价值方式。其中包括用叙事表现重大历史题材、体现民族精神。图像叙事采用全知视角，利用大场景的共时空间来呈现集体记忆，兼顾人格表达及公共性社会担当。同时关注视觉中心，把宏大叙事与微观刻画结合，强调视觉张力，体现中华民族的心理性格，反映时代信息。重大历史题材叙事，显然不是简单重复历史事件，而是作者对人物的历史价值的表达与判断。以中国画为例，笔墨作为中国画叙事的独特造型语言，不是简单再现图像，而是对人物与环境的设计，描写历史“瞬间性”视觉形象。当代中国画人物叙事则在符号化、程式化的笔墨造型基础上，描绘重要历史事件，对当代民族精神形象塑造。如王明明的《刑场上的婚礼》、袁武的《抗联组画》、于文江的《血痛——抗日战争中受难的中国女性》等作品，选择重大的历史事件，用精准的造型与高超的笔墨技巧表达了画家的历史责任感。
叙事作为当代主流价值的引领，具有艺术的本体性、大众性双重特性。“主题性美术”作为当代社会变革的审美叙事，体现了画家对时代特征的审视，也是观念形态的主流文化建构。“主题性美术”创作主要通过“个体叙事”表达国家意志和主流价值，寻找与“国家话语”调和的平衡点。“第十三届全国美展”更是从不同的视角描绘了当代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引领了当代中国画的主流价值方向。如《尖峰食刻》抓住生活中典型形象与细节，注重人物形体、神态塑造，在继承中国传统笔墨的同时，将作品立足于现实生活，给人耳目一新之感。陈岸瑛在《艺术美学》中认为：“与文献一样，图像也是解读历史、解读时代之自我理解的一个重要证据，图像本身就是一种观念，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认知意义。”可以说，主题性叙事是观念形态的主流文化建构，与当下社会现实、文化精神和普遍审美诉求紧密联系，体现了“以民族和人民为核心的当代中国美术价值体系”。
作为“图像时代”的中国美术，在强调“当代性”的同时，需体现特定时代精神内涵，在借鉴西方艺术观时仍需保留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
（作者系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