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中国曲艺音乐集成》第一次编纂工作会议合影（前排左七为吕骥，左九为罗扬）。
我与吕骥同志相识，是在1951年秋天。那时，中国曲艺改进协会筹备委员会（以下简称“曲协”或“中国曲协”）与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以下简称“音协”或“中国音协”）同在北京朝阳门内大街吉兆胡同31号一处大院里办公，曲协在北房，音协在西房一个简陋的套间，工作人员在外间，里间放着一张三屉桌、一把椅子、一张床，作为吕骥同志办公和休息的地方。吕骥时任中央音乐学院常务副院长、党委书记，兼任中国音协主席，住在天津，有时到北京开会、办事，也到这里安排音协的工作，天晚了就住在这里，来去匆匆，很是忙碌。我早就知道他是一位著名的音乐家、左翼音乐运动的先驱者，也听过他创作的歌曲，读过他写的文章。初次接触，我有点拘谨，他却主动问起曲协的筹备情况，同我交谈。他认为，曲艺是一门群众性很强的艺术，曲艺工作和协会工作大有可为，鼓励我积极投入曲艺工作。他和许多革命前辈一样，热情质朴、平易近人，我感到很亲切，更加深了对他的了解和敬意。1956年秋天，中国文联和各协会在王府大街64号的办公大楼建成后，中国曲协与中国音协同在一层办公。不久，吕骥同志调离中央音乐学院，专任中国音协主席、党组书记，彼此见面的机会就更多了。有些事情，至今记忆犹新。
1957年， 《曲艺》杂志创刊后，我请他给予指导和支持，为《曲艺》杂志撰写文章，出席曲艺界的活动，特别是曲艺音乐改革和研究活动，他欣然允诺，并提出很好的意见和建议。他说：“曲艺的发展，离不开音乐唱腔的继承、革新。曲艺音乐也是我国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曲艺界和音乐界要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共同努力促进曲艺和音乐事业的发展与繁荣。 ”此后，曲艺界和音乐界长期合作，与吕骥同志的倡导是分不开的。
1958年8月，吕骥同志愉快地应邀出席中国曲艺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国曲协常务理事，同时观看了全国第一届曲艺会演的节目，与大家亲切交谈，还在座谈会上作了热情洋溢和极富见地的发言。他认为，这次会演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指引下曲艺改革和发展成就的一次全面的大检阅，大家应为曲艺的发展和繁荣而欢呼。他结合自己的感受，对一些曲艺节目进行了分析评论，盛赞曲艺演员们的智慧和创造，更为高元钧同志的演唱艺术所叹服。他激动地说：“每次听高元钧同志的山东快书，都感觉得到一次很丰满的艺术享受，好像对于生活和艺术都增加了一些新的认识；他的形象，不，应该说他塑造的人物形象，经过他做出艺术加工的语言常常浮现在眼前。这次听他说《侦察兵》，又给了我们一些新的东西，我们不能不感动，我觉得只有称他为语言大师、表演大师，当然最准确说是山东快书大师！”（见《曲艺在繁荣、发展》，《曲艺》杂志1958年8期）他的发言，使大家深受鼓舞，频频引起热烈的掌声。
1979年5月，担任中国音协主席的吕骥在八达岭长城。
1960年春天，吕骥同志看了文化部主办的全国曲艺优秀节目汇报演出之后，在座谈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全面深入地谈了他的观感，特别是对曲艺音乐改革和发展中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部分是谈新节目和传统节目的安排问题。他肯定了近两年来曲艺改革和发展的成绩，同时指出，这次汇报演出的绝大部分是反映现实生活包括反映革命历史的作品，传统节目安排少了。他婉转地说：“不要强调了现代节目的重要性而忽略了传统节目，以免偏废。编演新节目和如何整理传统节目，同样有些有意义的问题需要大家共同研究。传统节目的发掘整理工作，还需要各方面下大力量有计划地进行，使优秀的传统节目有更深刻的意义和更高的艺术性。”
第二部分是评论反映现实生活的新节目，主要是围绕相声《昨天》 ，对笑的问题做了深刻的评论和分析。他说：“ 《昨天》引起听众特别强烈的反应，是因为作者不是首先从如何引起听众发笑而去从生活中寻找笑料，更不是生硬地制造笑料，强迫听众发笑，而是作者以新的观点从新旧生活的变化和对比中，看到根本性的令人欢欣鼓舞的社会变化，巧妙地把新旧生活不同的逻辑结合在一个事件上，本质地揭露了旧社会制度所制造的罪恶和劳动人民的痛苦，又生动地深刻地反映出劳动人民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精神面貌，使我们真正看到吃人的旧社会一去不复返了，而在新社会，劳动人民都有工作，不再受到生活的威胁，而且互相之间是那样地友爱关切。这样，怎能不使人欣然而笑呢？听众笑，是因为看到了由悲剧而转的喜剧，从喜剧的事件中又想起旧社会的无数悲剧。这样的笑，是有教育意义的。当然，这不是说生活中只有这种笑的存在，还有由于机智引起的笑，还有由于诙谐的语言和行动引起的笑，还有对敌斗争胜利而产生的笑，还有由于强烈地嘲讽了自己的弱点而发生的笑。我们要笑，而且需要许多有意义的笑。 《昨天》的作者，的确为相声找到一种历史上从来没有听见过的、具有新的美学意义的笑，不仅能够使劳动人民笑，而且达到以富有社会主义思想内容的笑来教育人的要求，为相声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就可以创造许多新的节目，来代替那些毫无意义甚至低级的相声节目了。”
1990年2月，吕骥为“长治杯”全国曲艺（鼓曲唱曲部分）大赛题词：继承鼓书优秀传统，不断创新，反映时代，服务人民。
第三部分是谈曲艺伴奏、演唱形式和唱腔改革问题。他认为，苏州弹词、天津时调、潞安大鼓、河南三弦铰子书等节目，都根据具体情况，经过研究和挑选，增加了一件或几件乐器，总的看起来，都比原来的伴奏更丰满、更富有色彩、更富于表现力。他同时指出，从目前的情况看，有趋于一种类型的倾向，引起听众的忧虑：这样会不会削弱了曲艺音乐的独特性？会不会大大改变曲艺原来的简单、轻便的特点？这两个问题都是值得各地曲艺音乐工作者注意的。他说：“各种曲艺在伴奏上增加一件或几件乐器，又保有自己的特点，是可能的，因为我们的乐器种类丰富，可以任意挑选。乐器的增加不可太多，至少要做到能增能减。有的地方的演员把自己拿的乐器（有的是节奏器、鼓板之类）交给伴奏者，这样做也未必是适宜的。 ”他同意白凤岩、良小楼等同志的意见，“由于演员自己掌握乐器，对节奏的处理就很主动，而在掌握节目内容的特定感情方面，也更便于自由发挥，使曲艺音乐更富有感染力，同时也简化了演出形式。 ”关于音乐唱腔问题，他说：“曲艺音乐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唱腔的改革。许多演员演唱新的节目，都和伴奏者一同研究，根据内容的需要，改革了唱腔，也都吸收了其他曲艺音乐，甚至歌剧音乐，以丰富自己的唱腔，加强了唱腔的表现能力，并且对不适应内容要求的华丽的过门也改得使它符合情节的发展。四川清音、苏州弹词特别注意改革自己的唱腔，努力使它能够表现新人物的坚强的革命意志。这些在曲艺音乐改革历史上都是十分重要的。这样就使传统的唱腔伴奏和新的内容更加统一，加强了曲艺的感染力，更好地发挥了音乐在曲艺中的积极作用。 ”他还称赞了良小楼、孙书筠、郭文秋等的演唱及其乐队在唱腔改革等方面取得的优异成绩。关于演唱形式，座谈会上有的同志主张齐唱，有的同志主张独唱，发生意见分歧。吕骥同志认为：“是否用齐唱，要根据内容和具体节目情况，有的节目用齐唱显得比独唱更有气势，更能表现我国人民的雄心壮志，当然，这只有在社会主义时代有了规模较大的演出团体才有发展可能。这次演出又一次破除了许多人认为曲艺不可能齐唱的迷信，为许多人从事音乐创作在音乐体裁上打开一条新路，也在我们的合唱艺术中增加了一个新的品种。但独唱还是曲艺的主要表演形式。有的同志认为新的斗争生活单独靠一两个人说唱，形象不易突出，那大概是以合唱的尺度来衡量曲艺吧。形象突出，是依赖于创作和表演所达到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不能说某种音乐形式可以刻画斗争生活的形象，另一种音乐形式不能刻画斗争生活的形象；曲艺采取一两个人说唱的形式，无论是在旧社会还是在新社会都有其优越性，在旧社会便于经营，在新社会便于深入田间、工地、矿井、车间，而且无论在叙事还是刻画人物形象上，已经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有效的手法；在表现新的斗争生活的过程中还会有新的发展，特别是吸收其他音乐艺术的优点以后，会达到更高的水平。 ”他还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要把经过千锤百炼的优美的曲调继承下来，不宜轻易抛弃；但我们也要有创造的勇气，不要害怕失败。只要我们不断地根据新的生活内容，去审查我们的唱腔和音乐，不断地根据人民的喜好去丰富、发展我们的唱腔和音乐，曲艺音乐一定会得到更好的发展和提高，获得更高的表现力，成为一种更为完美的独特的音乐体裁。”
1987年2月，在文艺界春节团拜会后作者与吕骥、钟敬文、贾芝合影（右起）。
第四部分是谈说和鼓的运用问题。他说：“有些听众觉得在这次汇报演出中许多曲艺节目都减少了说，至于鼓的应用就更少了。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说唱’作为一门独特的艺术形式，它既有唱，又有说，叙述一个故事的情节，常是说，有时也唱；描写情景用说，也用唱；简单的对话有时说，也有时唱。总之，唱和说，就整段书的需要和听众的习惯而安排。适当的安排，就可以使听众不至于疲劳，始终能够聚精会神地听。至于鼓和其他打击乐器，在说唱中有多方面的作用，有时用做情绪的转换；有时用来加强情绪的强度；有时也可以用做敲门击桌、秋风吹落叶以至于发炮的音乐效果，使表演者得到适当的休息；有时又可以唤醒听众的注意；有时还可以加强气氛；有时又用以加强音乐的节奏；既可表现胜利的声势，也可表现败退的狼狈情况。总之，在表演者手中，鼓和其他打击乐器有许多用途，运用得法，是一个极有用的工具。可惜近几年许多表演者忽视了鼓和其他打击乐器的运用，因而减弱了曲艺形式的表现力量。我们在发展、加强曲艺音乐的同时，必须注意运用鼓；在发展曲艺伴奏的同时，注意发挥鼓和其他打击乐器的作用。可以说，发展曲艺音乐也应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第五部分是谈培育人才问题。他说：“这次汇报演出中涌现出许多有才华的青年演员，使我们看到老一辈曲艺艺术家做出许多令人感动的工作。他们忘我地、无私地培养教育年轻一代成长，已经取得令人欢喜的成就，这是值得我们欢呼的。听说有的地方的曲艺团体计划把培训班改成曲艺学校，这是令人兴奋的消息。相信不久的将来，在党的领导下，年轻的、有高度思想政治水平和有高度艺术修养的曲艺家会从这些教学机构中成长起来，为发展社会主义艺术而贡献他们的青春。”
最后，谈到曲艺和音乐的关系问题。他说：“许多音乐工作者经过新中国成立后十年来不断地接近、学习曲艺，对丰富的、独特的曲艺艺术有了较深的了解，批判了各种对曲艺艺术的不正确的看法，有许多独唱家由于学习曲艺，进一步掌握了演唱艺术的民族风格，提高了自己的演唱水平；有许多作曲家由于学习曲艺，发展了自己的音乐创作。但也还有许多作曲家、演唱家和音乐理论家对曲艺艺术存在一些错误认识，只承认它是一种朗诵艺术，不承认它是音乐艺术中的一种独特的体裁，因此没有予以重视。不可否认，曲艺中有些形式是不应列入音乐艺术范畴的，如相声、山东快书、快板，特别是前者。山东快书、快板即使不是音乐形式，也仍然有一定程度的音乐性，值得我们学习；山东快书、快板的表演艺术对于声乐演唱者更有许多可以学习的东西，是不容我们忽视的。 ”他认为：“我国音乐院校的设置不要完全抄袭外国音乐院校的陈规，要从我国音乐实际出发，曲艺是可以作为一个专业列入声乐系的，作曲系也可以将曲艺音乐创作列入教学，民族器乐系也可以将曲艺音乐列入教学。从发展曲艺艺术的需要来看，作曲系有计划地为曲艺培养一定数量的人才，将来对曲艺音乐的改革和发展是有重大意义的。希望一切有志于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音乐文化的音乐教育家认真考虑这些要求，迅速地采取具体措施，为发展我国具有悠久历史、有着丰富的遗产和独具风格的曲艺音乐而尽一臂之力！早日向曲艺音乐打开大门，让曲艺音乐和其他音乐形式一样获得发展、成长的条件！希望某些音乐表演团体也应该欢迎‘曲艺’回去，成为那个大家庭的一员，一方面演唱者便于向曲艺演员学习，一方面也可丰富我们的表演形式，进一步扩大我们表演团体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 ” （见《论曲艺音乐的发展》 ， 《曲艺》杂志1960年2期）吕骥同志的这篇发言既饱含热情，又有具体分析，既肯定成绩，又指出不足，并提出殷切的希望，针对性和说服力很强，使大家深受启发和鼓舞。我同许多同志的感觉一样，这是他长期进行调查研究和深思熟虑的结果，是他发展民族文化的坚强责任心和使命感的生动体现，不但在当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今天也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思考，有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
1986年12月，吕骥为《曲艺》杂志创刊30周年题词：继续发扬新旧曲艺美学精髓，推动新的曲艺不断攀登高峰。
极为不幸的是，吕骥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强加上许多罪名，横遭批斗，备受屈辱，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得以恢复名誉和工作，也才恢复了与曲艺界的联系。
长期以来，由于有些同志带有偏见，曲协、舞协和民研会等单位被称为“小协会” ，因而在恢复工作过程中遇到更多的困难。吕骥同志为人公正、性格耿直，看到这种情况，深感不平。在一次文联、各协会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参加的会议上，他直率地说，各协会只是分工不同，应该一视同仁，不应该分“大协会”“小协会” ，也许有的“小协会”的队伍比有的“大协会”还大，联系的群众比有的“大协会”还多呢！协会更不应该有等级之分，难道还有“儿子协会”“孙子协会”吗！他的意见很尖锐，也很有道理，引起有的领导同志的注意，以后就不再称“大协会”“小协会”了。
吕骥同志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曲艺界和曲协的工作，多次应邀出席曲艺界的活动。有的重要活动他因故不能出席，都通过不同方式表示祝贺。如在《曲艺》杂志创刊30周年的时候，他特意送来题词，祝愿《曲艺》杂志“继续发扬新旧曲艺美学精髓，推动新的曲艺不断攀登新高峰” 。又如中国曲协主办“长治杯”全国曲艺（鼓曲唱曲部分）大赛的时候，他也题词祝贺，鼓励大家“继承鼓书优秀传统，不断创新，反映时代，服务人民”。
吕骥同志非常重视曲艺音乐理论研究和曲艺编辑工作。他在1979年5月中国曲协常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提出两点建议：一是编辑曲艺丛书。他说：“三十年代在上海，就喜欢听刘宝全、刘春山、乔清秀说唱的段子；在延安，喜欢听韩起祥说书；新中国成立以后，也喜欢高元钧、侯宝林等同志演出的节目。我很想找到他们说唱的本子，但很难找到，这不能不使我感到遗憾。我国曲艺有悠久的历史，曲目非常丰富，要百花齐放，多多收集。希望曲协能够做一件大有益于曲艺事业发展的工作，组织人力，编辑曲艺丛书，供大家学习、研究、表演。过去的一切优秀遗产，都要继承下来。 ”他还说：“音协搞了一个收集民间音乐的规划，其中一项就是跟曲协合作，编一部《中国曲艺音乐集成》 。我们一定要跟曲艺界的同志合作把它办成。 ”我说，中国曲协正计划创办中国曲艺出版社，编辑出版曲艺书刊。他听了非常高兴，表示积极支持。吕骥同志提出的另一条建议是，加强研究工作。他说：“加强研究，才能分辨精华与糟粕，很好地继承其中的优秀部分。我们的文学艺术研究院，如果现在能设一个研究曲艺的机构（所、室、组都可以） ，对曲艺研究工作和曲艺事业的发展，就会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我们国家的文学艺术研究院没有曲艺研究机构，是说不过去的，是不完备的，前年不完备，可以原谅；去年不完备，也可以原谅；今年不完备，还可以原谅；明年不完备，就不可以原谅了！ ”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文化部、国家民委和有关文艺家协会共同主持的十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编纂工作陆续启动。其中，曲艺方面有两部，一部是由孙慎担任主编的《中国曲艺音乐集成》 ，一部是由我担任主编的《中国曲艺志》 。吕骥同志除主编《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外，对《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和《中国曲艺志》的编纂工作也给予支持和指导。1984年5月，在武汉举行《中国曲艺音乐集成》编纂工作会议期间，他跟我说：“ 《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和《中国曲艺志》是姊妹篇，都属于文艺建设的巨大工程，意义重大，任务光荣，也很艰苦，需要曲艺界和音乐界密切合作，我们两个协会肩负着重要的责任，一定要尽心协力。 ”他在会议上的讲话中，反复强调了编纂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和工作中可能遇到的困难，特别是搜集资料的困难，并举例说：“曲艺音乐就是所有音乐中最难记录的一部分，因为它有音乐化的朗诵和朗诵化的音乐，应该如何记录，希望大家多想办法，务求能真实保留其原始的风貌。 ”在《中国曲艺志》编纂工作会议上，我转达了吕骥同志的看法，大家都表示认同，除在收集记录曲艺音乐时注意外，各卷书审稿时也对曲艺音乐部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尽可能保持其原貌。
1986年10月，中国曲协、中国音协和四川省文化厅等单位联合召开为期一周的曲艺音乐研讨会，他得知全国各地100多位从事曲艺改革创新实践的音乐设计者、演奏者、演唱者和从事曲艺音乐教学、理论研究的教授、专家参加，非常高兴地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曲艺音乐研讨会，只要大家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发扬艺术民主，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次会议一定会开好，对今后曲艺音乐改革创新和理论研究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他希望以后多举办这样的研究活动。
吕骥同志晚年致力于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 《〈乐记〉理论探新》出版后，我看望他时谈到中国古代曲艺史论研究，想请他写些这方面的文章，他愉快地答应了，后因年老多病，未能如愿。
吕骥同志非常关注曲艺教育。他在1981年11月全国政协文化组和中国音协联合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又一次提出曲艺音乐教育问题，郑重呼吁：“希望全国政协登高一呼，促进社会各界重视民族音乐。音乐学院应设立戏曲、曲艺专业班。 ”后来，他问我曲艺学校的情况如何，我说，非常困难！曲艺界很早就呼吁有关文化教育部门创建中高级曲艺院校，但长期得不到解决。经过多次努力，最后还是在陈云同志的直接关怀支持下，才建立了中等曲艺学校。关于建立中国曲艺学院或在大学中文系设曲艺专业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多次以提案等形式进行呼吁，一直得不到解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骆玉笙和我又与高等艺术院校负责人徐晓钟、靳尚谊、刘国典及文学界邓友梅等委员联名提案呼吁，但有关部门对提案所作的答复还是表面客气而实际敷衍或互相推诿，实在令人遗憾！吕骥同志亦有同感，激动地说：“归根到底，这是对民族民间艺术不重视的问题！我们还要继续呼吁！ ”
吕骥同志热情鼓励和帮助新人新作。在1982年听了上海评弹团演出的中篇苏州弹词新作《真情假意》之后，非常高兴，很快就写出评论文章在《北京日报》发表。他说：“我是怀着激动的心情听完这场演出的。这篇取材于现实生活的作品，把两种道德观念的矛盾冲突安排在一对孪生姊妹身上，引出了许多动人的故事和感情上的波澜，人物形象鲜活，爱憎分明，对于今天的青年既有吸引力，又有教育意义，能深深打动听众的心，特别引起听众感情的共鸣，是一篇好作品。 ”同时也指出在演唱上还有不足之处。他说：“评弹艺术的长处在于通过表、说、弹、唱，准确入微地表达人物内心深处的思想感情活动。这篇作品有些情节，思想感情真实而富于变化。不过，反复听了之后，觉得表说优于弹唱，弹唱还可以继续加工，弹的部分有时可以很紧密，有时也可以疏淡一些，而一味紧密就显得和某些情节不那么一致。唱腔部分似乎也未能充分宣泄人物内心激动的情怀。这两方面，也许都是受了某些传统的束缚和流派的局限。如果是这样，我以为对某些传统可以根据生活内容适当地突破；为了真实地反映生活，也可以对流派的唱腔加以丰富和发展。 ”我们从这篇文章中就可以看出，他对优秀的曲艺新作是多么热情又是多么用心地加以评论和指导，帮助他们更好地提高演唱水平，实在令人感佩。
回想吕骥同志与曲艺界长期交往的情况，我深深感到，他把深受广大人民欢迎的曲艺艺术视为我国文学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改革和发展曲艺艺术付出许多心血，真正是曲艺界难得的一位知音，也是我敬重的一位革命前辈。他虽然已经离开我们，但他对曲艺事业的关心、支持、指导和作出的重要贡献，会永远载入新中国曲艺的史册。
（罗扬 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曲协名誉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