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书对联  王贺良

　　王贺良作为中国当代书坛在隶书创作方面颇有艺术成就和广泛影响力的创作者，凡60余年致力于汉隶书法的研习和创作，笔耕不辍，匠心经营，时出新意，卓成自家体格风范。客观地说，王贺良隶书既具有汉代碑刻隶书的高古雄厚、浑朴超逸，又能随时代变迁，注重书法艺术本体的内在审美情趣，活化地实现了隶书创作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因此，在他的隶书创作中体现了书法艺术的“大美之境” ，即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将2000多年前大汉王朝的伟岸雄武和当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精神彰显其中。王贺良的隶书艺术具有三个层次的现实意义：一是具有高超的艺术表现力，二是具有独特的审美创造力，三是具有浓厚的文化传播力。

　　王贺良通过锲而不舍的探索和实践，深切地把握了书体流变的时代趋势——适之中庸，莫尚于隶，规矩有则，用之简易。他以碑刻、摩崖为主体的隶书体势和风貌，在书写中将简、帛等墨迹的笔墨意味渗化其中，“随便适宜，亦有弛张。操笔假墨，抵押毫芒” ，从而实现了彪焕磥硌、形体扬抑的艺术表现力。

　　中国书法史与文字史同步， “质以代兴，妍因俗易。淳醨一迁，质文三变。 ”王贺良钟情于隶书，他历观书体、书家及流派演变，以儒家思想为根本，在美学理念上反思质与妍、文与质的同一性，在审美取向上以“致中和”为大美境界，强调主体的精神意识和情感表现，以“中”为大本，以“和”为达道，在挥毫濡墨间凝情虑思，在纤波浓点中垂象表式。他对隶书审美意蕴的创造性生发，在作品中呈现出有汉气象的“中和之美”和当代气息的“和谐之性” ，作品既有整体和章法上的雄强与质朴，又有结构和点间的妙逸与雍容。他在创作中将知、情、意融为线条的组合，转化为结构的形式意味，在抽象语汇中侧重表现笔墨、线条、黑白的构成张力和直观经验转化而成的生命气质。

　　一直以来，王贺良的隶书创作都在寻找着精神归宿。或许精神归宿的内容载体不是出于他的原创，但基于文化倾向的寻根之旅却始终处于进行时态，而且显得淡定自若。他曾完成《离骚经》的创作，虽然《离骚经》在形式表达上并没有全然体现出他的书法艺术高度，但却能够反映他作为主体的创作基点和文化语境。近几年，他又创作了《王贺良隶书唐诗三百首》 ，文本内容的宏大使得他高超的艺术表现力和独特的审美创造力得以集中地表现和释出。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书法艺术创作的过程中除了情感、笔墨、线条、黑白和章法等因素外，更有了一种强烈的文化传播意识，这种对经典艺术的再创造和界域延伸使得他的艺术创作能够站到文化的制高点，以宏阔的视野去理解艺术、承继传统、创新观念。

　　笔者亲眼目睹了王贺良创作《王贺良隶书唐诗三百首》的过程和状态，了解他的创作初衷，并不揣浅陋地适时给予他一些建议，他也欣然接受。笔者之所以能与他达到知无不言的默契，是缘于笔者深知他心性的“诚与明” 。他在艺术创作和文化理念上也是本着这种心性而一以贯之的，唯其能够在艺术上至诚无二，故能尽显其性，从而实现艺术之于文化传播的“赞天地之化育”的功能。

　　沈阳市优秀文艺名家工程丛书对地域文化进行系统的挖掘和整理，从而激发文艺名家的艺术创造力。 《王贺良隶书百联作品选》纳入到这个工程丛书的编辑和出版是有着典范效应和意义的。王贺良对出版这套丛书非常重视，当时，笔者关切地问他出版内容的打算，他欣然一笑，答道：“我考虑考虑。你看我创作百副对联作品出版如何？ ”据此，笔者知晓创作百联作品是他早已深思熟虑的创作规划，笔者为他能够在如此高龄还能保持这样的激情和状态感到欣喜。

　　王贺良的隶书百联创作不啻为他的又一文化创构，对联与书法合璧的文化心理满足和艺术视觉呈现，理应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绝佳形式。“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 ”在此意义上，笔者钦佩王贺良的运思高明和在文化传播方面的洞见——以小见大、以诚至善。

　　当然，收入《王贺良隶书百联作品选》中的作品，是他长期艺术创作成果的积累。总体观之，以单一书体对应单一文字载体创作出如此形式多样、水平高超的书法作品，实不多见。同时，他在作品中传递着书法艺术语言和技巧的转变、丰富和完善，体现着创作主体思想情感的积蓄、变化和丰瞻，显示着对联句引证考据的独到、充实和缜密。喜芒芒空阔无边，王贺良以诚明之心性，为隶书艺术的时代发展和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播又奉献上了精彩的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