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中国电影人树立一个崇高的坐标
——回忆和谢晋导演一起打磨剧本的日子
栏目:忆故
作者:王兴东  来源:中国艺术报

谢晋导演在认真研读剧本

  谢晋逝世十年了,人民没有忘记他,他被推选为拟表彰的改革开放40周年百名杰出贡献者之一。

  在上海电影博物馆里陈列着谢晋遗物,其中摆放着我编剧的《与皇帝离婚的女人》的剧本,蓝色的封面上写有谢晋的签名,作为他晚年最后的项目,没能投拍留下遗憾……

  2002年,我和谢晋在参加全国政协九届五次会议时,给他讲了编写爱新觉罗·溥仪的第四位妻子李玉琴(福贵人)的故事。这位十五岁嫁到伪满皇宫的贫家少女,伪满洲国垮台后与溥仪逃难,溥仪被俘去苏联,她始终等待,溥仪被押回国内,她六次去抚顺战犯监狱探监,二十七岁时与溥仪办理离婚,与平民结婚,生有一子。谢晋对这个少女、皇妃、战俘到后来做了妈妈的李玉琴的经历,非常感兴趣,鼓励我说:“这是一个金矿呀!当年贝托鲁奇拍电影《末代皇帝》 ,全国政协很多委员都向我提出质疑:中国的文化资源怎么让人家拍了。我认为从一个女人的角度来看溥仪是很有‘搞头’的。 ”随后我把剧本邮寄到上海,谢晋看后回信说:“连夜读完剧本,多年来没有见到的好本子,故事好,人物好,有卖点,也有国际市场,操作好了,会是一部雅俗共赏的影片。 ”

  谢晋导演的肯定令我兴奋不已,他喜欢有创意的剧本,当年电影《红色娘子军》剧本原是某电影厂的退稿,转投到上海后,被他慧眼相中,找到编剧梁信交流创作想法。后来有了名满天下的电影《红色娘子军》 ,还荣获了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奖、最佳女演员奖等奖项。

  谢晋是尊重剧本的。他说,“导演接受剧本首先必须爱它,拥抱它!不然你不能把它拍好。 ”“第一次阅读剧本,等于一个人第一次看到一件新鲜事物,听到一个新鲜的故事,看到一个新的人。 ”谢晋读剧本有个习惯,看到精彩的细节就打一个五角星,有那么四五个五角星,他就敢接手这个剧本了。知其习惯,所以我在长春期间,多次采访李玉琴,与她的丈夫和儿子交流,多次去长春伪满皇宫采撷生活的细节,剧作没有细节就等于没有血肉,唯有到生活中沙里淘金才能筛选有价值的细节,用在人物身上才能闪光。

  当时谢晋导演年已八十,完全可以在屋里就本谈本,“指手画脚”让我去干了。然而,谢晋导演决心和我打磨剧本,坚持要到生活中去,到实际环境中去。2003年1月24日,他在北京参加完政协常委会后,与我们飞到长春,在东北零下二十多度寒冷的日子,到伪满皇宫深入了解人物,感受环境,察看李玉琴在同德殿住过的房间,访问李玉琴的儿子黄焕新。当他发现博物馆里的李玉琴蜡像年龄感做得不准,就向馆长指出,一定要尊重历史,不能有差错,经不起考证,会误导观众的。谢晋就是这样一丝不苟,直言不讳,对是非从不麻木。

  谢晋导演过那么多经典电影,克服了很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他因耳朵背,双耳一直戴着助听器,因此说话嗓门声高,笑起来格外爽朗。他讲起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当时他在重庆参加欢庆抗战胜利的时候,极度兴奋,彻夜不眠,当时穿的衣服都扯烂了。从他那双深邃的目光,我们似乎又看到了日本关东军在长春投降的情景,溥仪仓皇出逃,把李玉琴丢在通化的山沟里,危机从此锁住了这个女人的命运……

  谢晋导演站在雪地上,激情如火地向我讲述,他对这场战争的思考,对日本侵略者制造伪满洲国的愤慨,从一个女人的命运透视和揭示这场侵华战争的创伤,尤其对这个女性的压抑和摧残,新中国使她走向独立、自由、平等,成为幸福的公民,对我很有启发。

  谢晋对剧本要求极严,为了最后一场在抚顺战犯监狱李玉琴与溥仪离婚的戏,他又冒着八月酷暑,从上海到了辽宁抚顺,在囚禁溥仪的监舍小屋,连便所都细致观察,感受中国末代皇帝在此关押的心态。溥仪从三岁离家进了紫禁城皇宫,与大墙为伴;到了长春伪满皇宫,与大墙为伴;再到抚顺战犯监狱,也与大墙为伴。“这皇帝有什么好当的?一生与大墙为伴啊! ”这是我采访李玉琴时,她告诉我,溥仪就是这么对她说的,我写入了剧本。谢晋格外欣赏,说溥仪一生都是戏呀。

  谢晋导演让我真正理解了什么叫“视艺术高于生命” 。2003年北京“非典”还没有解禁,他非要谈剧本修改。我因为北京是疫区不能离京到上海,他要到北京来,毅然决然,谁也不能阻止。我们到机场接他,多带了一个口罩,给他备上,没想到他毅然扔掉了,果决得不敢相信他是大师级导演,倒像个准备赤膊上阵的斗士。

  谢晋说:“我不在乎‘非典’ ,我就是要工作,搞剧本,拍电影! ”

  这就是谢晋的精神,八十多岁的长者,不安享清福,不止于成就,为一剧之本,万难不惧,信念如铁,经寒冬、搏酷暑、闯“非典” ,其勇其智,置生死于外,对电影艺术竭诚尽忠,感动得我内愧不已,细一想,谢晋与世界电影巨匠新藤兼人、伯格曼、安东尼奥尼一样,年事越高对电影爱恋越痴。

王兴东(右)与谢晋导演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采景

  谢晋从不摆谱,外出总是带着很大的行李箱,没有助理帮忙,自己推车,箱里装满书,而且他有每天写日记的习惯。我们在一起谈剧本,多半去“半亩园”吃小吃,他有一碗鸡丝面就满足了。在沈阳,我们约上演员吕晓禾(梁三喜) ,去吃李连贵熏肉大饼,特别满足,店老板让他签名,他也不回绝。让我看到越是艺术大师越是俭朴无华,反对奢侈阔绰。医生让他戒酒,他真就不喝了。我们在一起就是谈剧本,他就是渴望拍电影。这期间谢晋住过一次院,多少人对我说过,谢晋八旬的老人了,他还能拍这部电影吗?我说老蚌含珠,谢导的创作思维非常清楚,冲着谢晋对剧本的喜欢,我愿意奉陪到底。

  纵观谢晋导演的电影,阅读他的创作笔记,查访观众的记忆,他刻画的人物之多、之新、之奇是新中国电影导演之最。所以,谢晋是一座山峰,一座拥有如林的人物形象的高山。现在一些投资很高的影片,并没有使观众满意,失误和逊色的就是人物。一些影片尽管使用宏大的华丽场面和特技包装外表,但华而不实,问题就是人物形象苍白无味。

  谢晋被称为大师,是他做人物的功夫高人一筹,他“抓人的命运,抓人的感情,抓人的个性,抓人的变化” ,他有一套抓人物的秘诀,他用六十多年的导演实践证明,剧本不好,现代技术解决不了,巨额投资解决不了,明星大腕掩饰不住,后期宣传炒作徒劳白费。电影艺术百世不悖的道理实际是很简单的,那就是“一剧为本,本中之本是人物。 ”

  谢晋与编剧的合作是掏心的。他说,“我在接到本子后,是用具体的、形象的而不是概念的、抽象的要求来向作者提出修改意见,什么‘人物不够深刻啦’‘主题思想不明确啦’等等,作者一听就烦。 ”他习惯把剧情整个地排队,用五百字把它分场,按顺序排下来,对剧本进行细致排队的过程也是对原作深入理解的过程。他说,“这样做是让作者感觉到,我是非常认真地对待他们的文学本,热爱他们的文学本。 ”

  谢晋是剧本的知音,是编剧的知己。他对我表示过,无论怎么与编剧一同深入生活,帮助和指导修改剧本,从来不署名挤进编剧的座位,这是他做导演的规矩。

  写到这里更加怀念谢晋,与他相处的日子里,是向他求教的好机会。 《与皇帝离婚的女人》剧本前后改过五稿,他对我的每一次修改,即使改一场戏的几行字,都能明确地指出来,足见他认真阅读剧本的态度,八十多岁的记忆力,让我惊诧而感动。他告诉我,每次看剧本都是在子夜开始,那时周围特别安静,眼前出现的都是电影场面,字面的人物跃然成画面的人物,从主要人物到次要人物,最后到小的角色,都像熟人一样在眼前走过,稍感不适,就会挑剔出来。有一次他来北京,谈到剧本中跑龙套的“皇宫管家”严桐江。他说假如让陶泽如来演的话,必须要给他特殊的动作,表现这个管家的行为,编剧要为这个小角色设计几个动作,让我比划出来。我像考试小品一样,用三个层次演绎人物,当十五岁的李玉琴初选进宫的时候,严桐江替主子发威让她跪下,对她极其严厉地训斥,用皇宫的规矩约束她,是狼对待小羊的姿态;当李玉琴册封为皇妃之后,他像奴才见到主子一样,跪在李玉琴的面前,等候主子吩咐;当伪满垮台后,他看到流浪街头的李玉琴在卖烤地瓜,走上前要买个烤好的地瓜,大管家举起手准备接地瓜的时候,李玉琴这时才看到他手上已戴着手铐,身后有两个公安便衣,作为历史反革命他被逮捕了。当我把这个管家配角与女主人公的有层次的变化,用动作比划出来。谢晋点头满意了,他说在指导演员表演时,就是让演员为角色先设计几个动作,即使是很小的角色,一场而过,也要给这个人物一个行为的依据,也要让他带戏上场,往往这样的小角色容易被编剧忽略。

  谢晋是老练的导演,更是真诚的导师。他用电影的思维和艺术的真情,将一个个文学人物,打造成千古不朽的艺术生命,成为一个时代的形象坐标。无论是洪常青、吴琼花、林则徐、梁三喜、靳开来,还是许灵均、罗群、秦书田,都是支撑中华民族道德的脊梁,这些人物融入了谢晋导演对中华民族苦难的深刻思考和对于民族振兴的无限追求,这些人物向世界展现中华民族的坚韧不屈,图强自信的改革意志。倾注了他无限寄托的电影,具有永恒的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

  谢晋导演谈论剧中人物有时会列举演员,他最擅长发现新人,即使像祝希娟、丛珊那样第一次走上银幕的学生,也能成功演绎中国亿万观众喜欢的人物形象。谢晋选择演员独具慧眼,角色在他头脑中反复斟酌。他对我说,要请与他合作过的日本演员栗原小卷出演剧本中的日本女人,溥仪的角色他找濮存昕谈过了。李玉琴琢磨了很多人选,从十五岁要演到三十岁,他一个个筛选……

  我和谢晋导演打磨《与皇帝离婚的女人》的剧本用了三年。期待着投资的机缘,十年前的投资环境不像现在这样。为了这部影片的投资,谢晋和我调动了各种资源,从北京市领导到吉林省领导都拜会了,各种会议上,谢晋都在呼吁这个剧本的拍摄。那时他已经八十三岁了,年龄像把暗锁卡住了很多投资者,有三家投资商都怀有顾虑和担心。我没敢对谢晋讲,最终还是因投资没有落实,没能如愿。

  即使这部电影没有拍摄,能和谢晋在一起商讨剧本并进行采景,比拍成电影更有收获。因为,他就是电影,他就是故事,他就是角色,我们在一起谈剧本的修改,即使吃一碗面,也会听他讲述电影历经审查和拍摄中的故事,有时令人捧腹,有时笑而含泪。那些日子让我真正感受到谢晋导演的人格魅力,他对电影虔诚的信仰,可为电影而生为电影而死,他的勤奋和执着,正直和敢言,诲人而不倦,令我缅怀至今。

  谢晋是中国最重视剧本的电影导演,他尊重编剧,热爱剧本,从未看到他的电影标明“谢晋作品”或者单独彰显“谢晋导演作品” 。像我这样看他电影长大的编剧,他和我一起打磨剧本时那么亲切如故。他说过,“导演和作者的合作,这个知音非常重要。这样,一个戏合作后就会成为终生莫逆之交,这也是创作中很大的快乐和幸福。 ”

  编剧提供了文学形象,导演才有源头活水。为了改编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 ,谢晋说他和上影厂厂长徐桑楚三顾茅庐请编剧李凖,合作完成后来的《牧马人》 。之后又有《高山下的花环》《清凉寺的钟声》等等成功的合作。实践证明,越是有成就的导演越是尊重文学编剧,越是长期的合作,越能形成风格,从而成为最好的搭档。

  我因为修改剧本长时间接触谢晋,我更直观地了解他,理解他的非凡和杰出。谁想成为明天的谢晋级别的导演,谁就要像谢晋那样尊重文学,尊重编剧,像谢晋那样在影片人物的文学性上狠下苦功。其实艺术在至高的境界里,与艺术家的道德合而为一,任何艺术家的艺品都必须用人品来作为依托,谢晋有大人格才出大作品,雄阔伟岸的气质才能导演出大气磅礴的电影。

  他向我特别强调写李玉琴这个人物,不能停留在她与溥仪之间的感情上,要放在日本人扶持伪满洲国,给溥仪搞傀儡婚姻,长期控制溥仪控制东北分裂中国的大背景下,让人们勿忘国耻,这样使人物更有深度了。谢晋对民族文化的情怀和对新中国深情的挚爱,那种激情深深地感染着我。

  谢晋对艺术的一丝不苟,对观众的高度负责,对学术的勇于探索,对国家的赤胆忠心,这是谢晋在创造作品中创造的谢晋精神。他导演的29部电影里跳动着一颗赤子之心,谢晋这颗心始终是倾向人民的,这颗激情不减的心灵,是用中华民族苦难的泪水浸泡过,他的作品始终再现人民的利益,人民的情感,人民的意志,人民的向往。所以人民热爱谢晋,谢晋属于中国人民。这颗心灵十年前停止了跳动,但是他导演的影片永远留下来了,作为改革开放时期的一代有风骨的电影大师,他为中国电影人树立了一个崇高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