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中年人共鸣
——访《面具》编剧王小枪
栏目:创作谈
作者:本报记者 张成  来源:中国艺术报

电视剧《面具》剧照

  日前北京卫视播出的谍战剧《面具》落下帷幕。播出期间, 《面具》35城平均收视1.42、北京地面收视5.73,据北京卫视相关负责人介绍, 《面具》在北京卫视历年暑期档中堪称最佳,也是北京卫视2018年上半年播出剧目的收视第一。同时, 《面具》还获得了良好的口碑,为谍战剧的发展做出了不少创新。为了了解《面具》背后的创作情况,本报记者采访了《面具》的编剧王小枪。

  《面具》从一些细节上能感受到一种讲究的精致感。王小枪表示, “故事的结构上,《面具》用了一种比较原始或者说比较完整的创作方法,即很多地方前后呼应,比如名字,剧名‘面具’对应的两个男主人公,两个男主人公的名字分别叫‘春秋’ ‘战国’ ,再到剧里人物的构建都是一组组互为对照的,比如女性角色姚兰和赵冬梅相呼应,取自‘梅兰竹菊’ ,还有一正一反的呼应,像高阳和魏一平,包括国共两党等等都是有呼应的,在人物关系搭建上比较完整。很多台词上,包括情节的铺垫,包括时间的设置,比如从腊月初一到年三十,都是比较完整的设置。在实际拍摄环节,剧组和演员也遵循了剧本的创作规律,把剧本比较完整地表达出来,还原了出来。 ”

  这种精致感并非无根之水,它恰恰呼应了人物的心理。 “过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团圆的节日。剧中的特务面临的却是别人都在吃年夜饭,跟家人团聚的时候,他们不得不离开这座城市、离开家人,尤其是李春秋。因为电视剧的时间走向是倒计时式的,一集对应的大概是一天,所以离年三十每近一天,他焦虑和压力就大一层,这种心理的力量越大,他离开军统这个组织的心理动力,想和妻儿在一起的愿望就欲强烈。 ” 《面具》强化了过去谍战剧淡化的社会伦理或者家庭伦理的影响,李春秋对家庭特别强烈的向心力,和对敌特组织的反家庭伦理的强烈排斥,导致了他向我方投诚。

  在王小枪看来,“好的战争题材作品一定是反战的” 。 《面具》就是在这一立意的统摄下展开,让和平时期的观众更容易接受。王小枪认为,间谍这一工作其实是反人性的。 “很多史料表明,间谍都是被动地被遴选上的,他们是因为有特殊的才能而被选上,他们在这一过程中可能会感受到无趣,甚至痛苦。但很多谍战剧里的间谍是没有痛苦的。我们看多了那种战无不胜、无所畏惧的间谍,但是间谍只要出一次错,可能就会失去性命。我希望通过这个剧让大家感觉世界还是没有战争更好。 ”

  从《潜伏》开始,谍战剧各种花样翻新,几乎穷尽了各种创新的可能性。但是《面具》却让普通观众眼前一亮,在各种司空见惯的谍战剧模式下,仍能感受到新意和亲切。当年观看《潜伏》的那些年轻人如今也迈入了中年人的行列,因此, 《面具》也是某种程度上的与时俱进。过往谍战剧的模式也随着观众心理的变化在改进,让人认同。最关键的就是李春秋这个扣人心弦的中年间谍。

  李春秋并非热血青年,而是一个平静生活了十年,每天面对工作和生活中的柴米油盐的中年人。当他接到离开哈尔滨的任务时,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能带老婆孩子一起走吗?他就是想过正常人的生活,想像个正常人一样,过普通的日子,维护正常的生活伦理,体验正常的人之常情,爱妻子、爱孩子、爱朋友,这与当下的中年男人并无二致。王小枪觉得,这也是个人经验的代入,作为一个中年男人,想的东西和过去是不一样的。“以前每天就是想着怎么玩,等到有了孩子,想法就完全不一样了。 ”而中年李春秋,既要戴着“面具”执行任务,又要面对生活中因为工作与妻子产生的隔阂,与孩子相处产生的问题。甚至因为任务要离婚再娶,还要保护家人的安全。李春秋的中年危机能够让当代的中年人顺利代入,也更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换个角度看,家庭在谍战剧里的地位和叙事功用也是逐渐变化的,早期谍战剧里的间谍的单身汉形象较多,慢慢发展到《潜伏》里的假戏真做,后来又发展出像《悬崖》这样的各自有各自的家庭,到了《面具》,已经从形单影只,发展到了“拖家带口”的新模式。

  王小枪说, 《面具》里绝大多数角色都是中年人,他们面临的问题,基本上都是当代中国,当下社会的中年人可能遇到的问题,也是很多人都更能感同身受的原因。 “尽管时代变了,现在的中年人也并非剧中的间谍,但是大家面对的工作压力和很快的生活节奏是相似的。就这一点来说,中年人之间是有共鸣的,中年危机是大家能相互理解的。家人、家庭是当代中国观众都能理解的,中国已经和平了很多年,观众可能无法想象真实的战争是什么样的。但爱、家庭、和平确是大家都有共鸣的,能够迅速拉近角色和观众的距离,这也是世界通行的主流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