泼水节——生命的赞歌（草图局部）  袁运生

　　“我今天不是来宣传画，我是想来当个宣传员。 ” 4月6日，在中国美术馆“走向文明的自觉——袁运生艺术展”开幕式上，画家袁运生致辞开篇便发出这样“自觉”的声音，“中国有条件通过自己的文化资源重建中国美术高等教育体系，我觉得这件事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势在必行。 ”

　　刚过完80岁生日的袁运生梳着马尾，墨绿色针织衫内搭白色对襟马褂，外面随意套着一件西服，下搭蓝色牛仔裤，这样的东西碰撞却意外产生一种自然和谐的效果。正如他的艺术历程，与中西艺术现代碰撞的语境相叠合，“一面研究传统，一面研究西方，在两个领域都投以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目光，在艺术学理上作比照研究和深度思辨。 ”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央美院院长范迪安说。

　　“中国美术馆为袁运生举办展览，旨在研究其如何在国际艺术语境下，回归本土，发掘中国传统文化和造型精神，独造新境而取得卓著成就。 ”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在展览前言中写道。作为中国美术馆捐赠与收藏系列展之一，“走向文明的自觉——袁运生艺术展”从水墨意蕴、道象、融贯中西、记忆4个部分，回顾性地展出了袁运生自上世纪60年代至今创作的水墨、油画、铜版画等作品141件，以及素描、速写等习作20余件。其中，大部分作品都是首次公开展出。在本次展览中，袁运生向中国美术馆捐赠了《三个枪手》 《嫁新娘》 《海边太极》 《驱鬼图》 ，著名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壁画原稿，以及高3 . 4米、长达27米的铅笔大稿等，涵盖其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共16件。

　　袁运生1937年生于江苏南通， 1955年进入中央美院学习油画，受到董希文的启发，但在创作上并未完全贴近前苏联绘画技法，而是更倾向于印象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画风。1962年毕业后他被分配至吉林省长春市工人文化宫美术组工作，期间在进行创作任务的同时还多次外出写生，完成了60余件的木板油画作品。

　　袁运生的好友、画家孙景波认为袁运生是一个叛逆而自由的人，也许正是这种性格，使他创作的机场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在当时掀起轩然大波，引发了美术界的强烈“地震” 。1979年应张仃邀请，袁运生参与首都国际机场的壁画创作，以在西双版纳写生创作的大量钢笔和墨笔线描作品为基础，绘制了《泼水节——生命的赞歌》机场大壁画。由于在画面中部大胆绘入了三个裸体傣家女洗浴的场景，引起中国美术界、文化界乃至思想界的广泛争论。

　　“谈及中国的现当代美术史，就没有办法回避机场壁画对当时美术界的影响，它不仅是内容上的创新，还有表现形式的创新，其中袁运生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是最具特色、最具争议的。 ”谈及那段历史，孙景波颇为激动。也正是这件具有象征意义的作品，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标志性图像之一，也让袁运生及其艺术探索广为人知。

　　吴为山将袁运生的艺术生涯分为3个时期： 1982年赴美国之前可以被视为传统艺术、学院艺术和现代艺术启蒙的并置时期； 1982年至1996年在美国接受抽象表现主义、行动绘画的影响，开始创作大量大尺幅的与中国传统绘画有内在关联的综合材料作品，是融合时期； 1996年归国后，是尝试在中国传统雕塑、壁画、画像石、画像砖等“非书画系统”的视觉空间中寻求灵感和新启发的独造时期。吴为山认为，“根植于袁运生内在的中国文化经验，与其个人的性情和文化理想，毫无罅隙地完美融合在一起，最终越过抽象表现主义绘画，走向自我完善” 。

　　1981年，袁运生与中国美术学院学生到敦煌、西安等地参观考察，敦煌艺术的绚丽多彩、博大精深让他为之震撼。“袁运生当时带到敦煌的绘画工具大概有五六十公斤重，后来纸不够了，他就买当地的图纸。白天临摹，晚上给各地院校到敦煌参观的学生画肖像。 ”孙景波回忆。有感于敦煌艺术对他的启示，回来后袁运生写了《魂兮归来——西北之行感怀》一文，提出“追索民族艺术的真精神，才是所谓继承传统的实质” 。

　　带着这样的认识， 1982年至1996年袁运生在美国期间，虽然接受抽象表现主义绘画的影响，但他有意识地运用中国传统绘画思想中石涛的“一画论” ，绘画追求笔笔相生，在宣纸上起笔之后，再根据前一笔的形态决定后一笔的位置，不准备草稿，而完全是凭着即兴的感受作画，以感受两者之间内在的关联性，用墨、蜡、色粉、油等材料，完成了大量带有强烈抽象表现主义风格的作品。也是在这种不断的深入研究和探索中，袁运生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的重要性。

　　“传承都不行，何谈发展？哪来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来源于对本土文化的认知，有认知才能认同。 ”袁运生认为。1996年受中央美院邀请，他回国主持油画系第四工作室教学工作，创作思想逐渐转向为建构新的中国当代美术教育造型体系而努力。

　　“中国古代的造型艺术是一个巨大的宝藏，青铜器、石雕、壁画、书法，展示了中国造型艺术的高度，其审美观、造型观在世界艺术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并且自成系统，是学习造型艺术的绝佳教材。 ”袁运生因此提出复制中国古代雕刻、青铜器、壁画、书法，并纳入基础教育，“基础教育必须回到以自己本土文化为根基的审美上来，多年来的基础教育中，画西方石膏像的局面必须改变，否则，中国再也出不了像齐白石这样的画家了，因为学生的‘第一口奶’很重要。 ”

　　范迪安认为，袁运生为中国壁画现代复兴所作出的开创性努力，在艺术教学和美术教育上急切呼吁走中国道路的主张，在研究复制中国古代艺术精华上所注入的巨大心力，都是超越美术本身的文化追求，而这种艺术创造上的“袁运生现象”与他长期以来追寻中华文明之源、彰显中国文化精神的坚定理想紧密相关。

　　袁运生坚信：“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涵非常丰富，如果你的心里有文明自觉的意识，那么创作的时候就会很明确，就会围绕这个问题进行思考。 ”不管是艺术创作，还是对中国美术高等教育体系的奔走呼吁，都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向往，心路上是一脉相承的，正如他在画展自序中所提到的，“在艺术和艺术教育上‘走中国之路’是我一生的梦想和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