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书法的变革诉求，即剥离掉书法的技术形式和风格模式的“法度” ，回到“书写”本身。同所有的书家一样，刘锁祥面对一个独一无二的中国文人的书写传统。这个传统强调“正入正出、守正求质” ，即要求坚守一个大师的正统，由临习至求变，是为一种持正而别出新意。此即孔子所谓“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某种意义上，刘锁祥倾其大半生，正逼近此一境界。

　　所谓“守正求质” ，质，乃“文质彬彬”之质。章太炎高足黄侃释《说文解字》 ，认为“文”指诗的押韵，延伸之义即诗学。质，在之后的历代文论及文人艺术中，指骨气、朴厚等。从唐宋古文运动到清代朴学，道统即是“守正求质” 。同时期的艺术亦与之对应，如出一辙，如赵孟頫的复古主义书画，清代的金石书法。

　　“守正”为历代文人之原则，但“求质”不是所有文人所能达到。就书法史而言，多数书家走向了“求雅”“求新”“求奇” 。从“二王”到董其昌，将文气转化为帖学的“文雅” ，进入所谓“求雅”阶段，工于笔锋的波磔回转，以及笔线的清雅纤妍。晚明徐渭的狂草、傅山的奇字以及清代金石化的篆隶，走向“新、奇”之风，都偏离了“守正求质”的正统。

　　作为章太炎传人姚奠中先生的师承学人，刘锁祥注重文质并举的涵养。不仅随姚奠中先生治小学、经学而诗文，在书法上，亦追随守正求质的书家正典而临习，如颜真卿的《家庙碑》 《祭侄文稿》 ，孙过庭的《书谱》 ，以及傅山的行书、章太炎的篆隶等。历史上，这条线脉代表一种“书而藏法”的正典，将“法”藏于书写中，书写穿透于文质。

　　总体上，刘锁祥承续了从傅山到章太炎的学人书写的传统，他写得最出色的一批作品是对话性的书法，比如《纪念傅山先生诞辰四百周年》 （行书自作诗） 、 《敬读启功先生书作有感》 （行书自撰文） 、 《临章太炎先生篆书千字文》 （篆书册页） 、 《有感五台山佛寺古建两首》（行书自作诗） 、 《咏傅山七首》 （小楷自作诗） 、《步恩师姚奠中先生论书杂咏》 （小楷自作诗） 。

　　以自书的自作诗，与大家的诗书对话，在当代书家中是为少见，体现了刘锁祥在诗歌、书法上的学人功力。刘锁祥在傅山研究上着力甚深，在行草、章楷、篆隶等类型以及守拙、雅妍或藏锋等书风上，样样皆能上手。

　　从阮元的《北碑南帖论》到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 ，清代的书法理论概括了中国书法史的两大阶段，即从魏晋的“二王”至晚明的帖学，以及晚明至清末民初的碑学。这意味着书法走到了现代性的门口。纵观20世纪的书法史，重要的进展在于两个路向，一是日本战后上世纪50年代上田桑鸠、井上有一的书法表现主义，另一是林散之由书法返回汉碑以前的书写。前者承续了晚明傅山的奇字怪体以及徐渭的狂草传统，将字体导向一种非字体的抽象主义的书写；后者沿着清代碑学的复古回溯的路径，回到前书法史的“写字”状态。

　　此两路书法的变革，都属于“脱正求变”的方式，前者属于抽象主义的现代主义，后者是反现代主义的现代主义。总体上，受到西方艺术的风格史观影响，使书写与历史上任一时期的视觉风格进行切割，找到一种风格上的差异，为寻求清晰的差异特征，甚至可以脱离“正典”的守正传统。

　　由于傅山书风的多面性，他在清代以后的影响，多为其新奇怪之风，被视为近代书法转型的出路。但傅山的“正入出新”的核心脉络往往被后人忽视，刘锁祥无疑正是延续了这一脉的正传，所谓守正求质、“书而藏法” ，即坚守文质并举，文从实质，技术及风格上“藏法”“藏锋” ，寻求笔线的流动性及诗学的节律感，但以朴厚为质，而不过雅。

刘锁祥隶书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