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宗在蜀”“文宗自古出西蜀”，漫长而深厚的历史滋养，为四川奠定了深厚的文化传统。同样，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打上浓厚的“川派”印记，彰显出馥郁的“川味”特征。

　　20世纪的四川诗坛，可以说占据了中国现代诗歌的“半壁江山”。从叶伯和到郭沫若，从《草堂》到《女神》，从创造社到浅草社，在新诗创始之初，四川诗人们就已经站在了时代的最前列。如果将民国文学分为三个十年，那么民国文学的第三个十年的中心就在四川“双城”——重庆、成都。这一时期，在战争与启蒙的呐喊声里，在外来与本土的融合之下，在重庆与成都的双城之中，四川新诗获得一次前所未有的空前的彻底现代化的机遇，呈现出生机勃勃的诗歌生态。1957年1月1日《星星》诗刊在成都创刊，虽偏居西部却与北京的《诗刊》一起并列为新中国创刊最早的“专门的诗刊”，见证并推动了新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为四川当代诗歌，乃至中国当代新诗开拓了新空间。四川是第三代诗歌的“四大方阵之一”，以其强健的现代生命力和咄咄的先锋色彩，成为当时诗人心中的“圣地”。其中莽汉主义、整体主义、大学生诗派、非非主义、新传统主义以独有的个性屹立在整个第三代诗歌群体之中，构成了最具有冲击性的方阵。在中国诗歌之于人民生活的影响力普遍下降的时代，四川诗歌可以说还继续占据着20世纪九十年代中国诗坛的重要位置，凸显个人手艺的“四川七君”成为诗坛主力。当下，四川诗坛仍有《星星》《草堂》两大诗刊，有成都国际诗歌周，有四川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有众多的民间诗歌刊物，有系列的诗歌研讨会，飞扬着蓬勃的诗性，成为引领中国诗坛未来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现代诗歌不仅打上了深刻的四川印记，还有着鲜明的“川味”特征。尽管地处中国内陆，但秉承着“蜀”文化的基因，四川现代诗人总是“敢为天下先”，有着以诗歌重塑历史、重构历史的“通天情结”。蜀人的“通天情结”并非空穴来风。把蜀作为天下之中心，重构人类历史和精神的宏大努力，络绎不绝。在诗歌中，这就体现为四川诗人有着以诗歌重构历史、以诗歌重建诗歌秩序的雄心。他们以个人之力书写出了个人化历史。而更多的四川诗人还有重建诗歌秩序、确定诗歌标准的诉求。

　　而当退回到“个体热情”的时候，四川诗人便在技艺的探险，在语言、修辞、技巧上作种种尝试，以享受诗歌的乐趣，同时为了实现诗歌的突围。语言，成为四川诗歌的“通天情结”“个体热情”的最主要的展示平台。在四川诗人们看来，语言本身、语言技术所蕴含的精神属性，成为比孤立的精神立场更可靠、更真实的精神。这是四川诗人对于语言、诗歌技术表述中的一个引起共鸣的重要的观点。他们不仅提出要将诗歌语言本体化，而且在诗歌创作中，提出了“以语言为诗学地基”的至高语言律令。而他们的“语言冒险”，为当代诗歌语言的繁衍、增值，以及如何用语言叩问生命等问题上，无疑提供了相当多的探索空间。

　　四川，奇峰峻岭褶皱重叠，江水绰约多姿、婉转婀娜，更有千古传奇、民物丰殷，成为了诗所钟爱的土地，成为了诗在大地上的居所，“川派”也就成为了中国现代诗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浓郁的“川味”特征，即热爱、痴迷、投入于诗歌的激情，无拘无束的自由姿态，以及充满批判、挑战精神和涌动不竭的创造力，使中国现代诗歌璀璨着生命、自由和创造的花火。

　　（作者系西华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成都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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