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文化的传播，不因海洋的阻隔而停步；中国书法，跨越海峡向东而行。其对日本书道最为重要的影响有四个时期：一、奈良、平安时代，留学生、留学僧“请来”的王羲之及唐代书风；二、镰仓、室町时代，伴随佛教禅宗兴盛而传入日本的宋元书风；三、江户初期，长崎贸易和黄檗宗僧侣东渡带来的刻帖与明代书风；四、明治时代，杨守敬引起的六朝碑学“旋风”。

　　汉字经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据《古事记》所载，公元404年百济王派王仁携《论语》《千字文》入日本。由此，作为汉字和儒家思想的表达方式，书法文化的触角开始向日本蔓延。飞鸟时代，日本遣隋使、遣唐使来到中国，逐渐不再经由朝鲜中转，而是直接学习中国文化，随之也将六朝写经、初唐书风带到了日本。大化二年（646年），孝德天皇借鉴唐朝的政治、经济制度，颁布《改新之诏》。天智天皇时（668年—671年），设置培养官员的教育机构“大学寮”，选书道杰出者任“书博士”，教授书法。

　　奈良、平安时代，留学生、留学僧“请来”的王羲之及唐代书风

　　唐朝国力强盛。时值日本奈良、平安时代，派遣大量留学生、留学僧入唐，学习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遣唐使将王羲之和欧阳询、颜真卿等唐代书法家的作品带到日本。“平安三笔”中的空海和橘逸势都曾在中国学习书法。据传，空海曾向著《授笔要说》的唐代书法理论家韩方明学习笔法，归国时携带了大量佛典、诗文集和书法作品，其代表作《风信帖》融合了王羲之与颜真卿笔意。

　　空海和与他同时期的学问僧最澄有《请来目录》，是登记他们从唐朝带到日本的各种佛经佛具的目录。“请来”一词，最能说明这一时期中日文化传播的特征。天皇对“请来”的书法尤为喜爱和珍视，时常效仿兰亭雅集而举办“曲水宴”。圣武天皇甚至将《王羲之书法二十卷》作为定情信物，赠予挚爱光明皇后。光明皇后精于书道，被誉为“千古灵腕”，有临王羲之小楷《乐毅论》传世。嵯峨天皇热爱中国文化，存世作品《光定戒牒》，用笔似羲之，结字如率更。日本的假名文字也在这一时期逐渐从汉字草书中孕育出来。

　　小野道风、藤原佐理、藤原行成并称“平安三迹”。时人评“道风得羲之之骨”“佐理得羲之之皮”“行成得羲之之肉”，可见平安后期日本和样书法对魏晋书风的取法，也可见日本与中国一样，具有对王羲之的书圣“信仰”，把是否得羲之笔意视为书法的品评标准。

　　镰仓、室町时代，伴随佛教禅宗兴盛而传入日本的宋元书风

　　宋元时期，日本佛教禅宗蔚为大观。禅宗东传带来了中日书法传播的第二次浪潮，禅宗僧人成为书法文化的传播者。赴日僧侣将宋元书风带到日本；来到中国的荣西、道元等日本和尚学习了当时流行的苏轼、黄庭坚、米芾、赵孟頫的风格。

　　日本有句谚语：“东坡，山谷，味噌，酱油。”将东坡、山谷比作日常饮食必不可少的味噌、酱油，可见苏黄的诗文书法在日本文人心中的地位。与中国书法史将所有的手书文字遗迹统称为“墨迹”不同，日本书道史的“墨迹”一词特指镰仓、室町时代的禅宗书迹。其时，书法与日本茶道的关系也十分紧密，不仅在于书写的内容与风格，更在于黑白之间所蕴含的精神意味。端坐于茶室，手握天目烧，观壁上墨迹，悟“禅茶一味”。

　　江户初期，长崎贸易和黄檗宗僧侣东渡带来的刻帖与明代书风

　　明清时期刻帖盛行。江户时代，长崎是日本距离中国最近的开放港口，船舶载来了商业的繁荣，也载来了大量的刻帖。刻帖中包含许多王羲之的作品，这也成为王羲之书作被日本人广泛知晓的一个契机。时至今日，日本仍将王羲之视为“日本书法的孕育者”，每隔几年便会举办与王羲之书法相关的主题展览。2023年1月31日至4月23日，东京国立博物馆举办“王羲之和兰亭序”展览，展出了舶载而来的不同版本的羲之法帖。

　　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黄檗宗高僧隐元与木庵、即非等二十余位僧俗从厦门渡海赴日本长崎。黄檗宗的僧侣精于佛法，又具有极高的文化素养，诗文书画俱佳。在京都宇治醍醐山麓建3万余平方米的“黄檗山万福寺”，黄檗宗由此成为日本主流的佛教派别之一。隐元、木庵、即非的书法具有明代气格，流畅潇洒，磅礴雄浑；独立和尚将篆刻传入日本，晚年著《斯文大本》一书，论述其书学观点。

　　明治时代，杨守敬引起的碑学“旋风”

　　明治时代，日本书坛偶然刮起了一场“杨守敬旋风”。1880年，会试落地的学者杨守敬受邀作为清驻日公使的随行人员前往日本，因行程紧迫无暇返乡而携带了在北京的全部行李，其中竟包含了一万多件碑帖拓本。乾嘉时期便开始流行的碑学思想，此时已在中国深入人心。但对于日本书坛来说，这些六朝时期的碑刻拓本却是崭新的材料与观念。杨守敬旅日四年，日本书家岩谷一六、日下部鸣鹤、松田雪柯等人常拜访杨守敬，借观金石碑拓，交流书学观点，使得日本书坛对碑学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关注。而后，又有中林梧竹、水野疏梅等日本书家到中国学习书法。杨守敬应水野疏梅之请著《学书迩言》，水野携至日本，译成日文刊行。《学书迩言》被日本文人奉为书道圭臬，碑学书法也逐渐在日本传播开来。

　　碑学思想一方面从实践上丰富了书法的取法范本，以笔师刀之中为毛笔书写增加了金石气；另一方面让一些民间的、非传统经典的书写进入了书法范畴，扩展了人们的艺术视野。杨守敬为日本书道带来的，不仅是不同于以往的二王法帖与假名书风，更启发了人们敢于突破的艺术理念。现代日本书道大泽雅休、青山杉雨、小林斗盦、梅舒适等取法金文；上田桑鸠、宇野雪村、井上有一虽然解构了汉字的字形，其线条又何尝不是充满碑的意味呢？来自中国的老学究杨守敬成为“日本现代书道之父”，既是意外，也是必然。

　　可以说，中国书法是日本书法的母体，中国书法每一次重要的传播都成为日本书风转变的动力源泉。这个过程不啻为汉字的书体传播，更是中日两国间政治、经济、哲学、宗教、文学等各个领域的往来。当前，中日两国间书法文化的官方与民间交流展览、学术讨论更加便利，中国的书法学习者，亦可取法日本的“和样”书道，观照西川宁、中田勇次郎、杉村邦彦、河内利治的史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