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的尽头是草原》:
重述民族团结的动人历史
栏目:本期视点
作者:胡谱忠  来源:中国艺术报

电影《海的尽头是草原》海报

  电影《海的尽头是草原》在近期上映,这是一部以“三千孤儿入内蒙”为题材的故事片,讲述了一段曾被反复讲述的历史故事。此前,直接以这个历史事件为题材的电影包括《金色的草原》(1997)、《白骆驼》(1997)、《草原母亲》(戏曲片,2002)、《额吉》(2009)、《草原母亲》(2010)、《母亲的飞机场》(2014)、《海林都》(2019)等,《静静的艾敏河》 《国家孩子》等电视剧也讲述了这段历史故事。《海的尽头是草原》是这一故事的最新版本,由香港导演尔冬升执导,博纳影业是主要出品方,影片在未上映时,就已经引起了不小的社会关注。

  影片历史图景宏大,尤其是将上海孤儿从出发到进入内蒙古并被蒙古族家庭收养的过程表现得细节饱满、历史信息丰富。前半部表现的历史背景十分充实,尤其是展现了当时内蒙古民政厅和卫生厅为救助在三年自然灾害中受困的南方孤儿,联手打的这场救助南方孤儿的“战役”。内蒙古地区为三千多从上海运送的孤儿建立育婴院,以及培养保育员的过程,都是对当时社会环境的详尽描绘。电影对内蒙古当时社会氛围的再现也有惊人之笔,诸如小镇供销社里播放的哈扎布演唱的《上海产的半导体》等细节,十分有历史感,也充分展示出作为影片主题——“民族团结”的社会语境。

  影片以男主角寻找当年入蒙妹妹为线索,对三千孤儿入内蒙古的历史事件进行回溯叙说。陈宝国饰演的哥哥是男主角,作为叙事聚焦者,他将历史事件与当下连接了起来,承担了历史叙事过程中时空转换的中介。影片不仅包含的历史事件信息量比同题材影片明显增多,而且片中当代人对历史的追寻也传递出现实与历史的对话信息。

  影片在完成历史背景和氛围再现之后,其核心情节有点不同凡响:当年被蒙古族家庭收养的汉族小女孩在长大后,执意要回上海,在与另一个入蒙孤儿相约出走途中遭遇流沙,命悬一线之际,被追赶来的蒙古族哥哥救出,但蒙古族哥哥却牺牲在流沙中。

  这一核心情节对于民族团结故事的讲述,有了几分复杂的意味。当年三年困难时期,上海孤儿在内蒙古得到了很好的抚育,在当年收养户的心目中,这一批孩子是“国家的孩子”。而这批孩子也懂得感恩,大都把草原当成自己的家乡,学会了蒙古语,并有了蒙古族名字,完全融入草原的社会生活和生产中。电影中女孩逃跑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即便有,也仅是个案,对于当年感天动地的民族团结壮举而言,堪称奇闻。这一个案在新生共和国民族团结的历史叙述中,并不具代表性。而如果追溯小女孩逃跑的动机,在影片中也似乎有暗示:蒙古族母亲有意让长大后的小女孩与有残疾的儿子结婚,这一动机是造成小女孩长大后执意要回上海的重要原因。

  影片最后,女孩留在了草原,与现实中多数入蒙孤儿不同,她的动机里包含着赎罪。这是尔冬升导演所熟悉并擅长的“人性救赎”的类型片主题模式。在导演以往的作品如《门徒》等影片里,已经反复演绎过现代都市人的这一主题。在很多香港导演的心目中,这是对中国当代史的“合理化”想象。而且,影片对小女孩在草原上的成长和对草原文化的认同历程,也充分运用了弗洛伊德式的潜意识补偿机制。在讲述民族团结的叙事框架内,前面对社会制度与社会氛围的铺垫与一种基于精神分析的个体成长史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一个香港导演对民族团结历史的想象和理解。影片将故事导向一个对入蒙三千孤儿而言缺乏共性并带有奇闻性质的故事,让这个新版故事对“三千孤儿入内蒙”的历史有了一种新解。

  民族团结叙事的这种“新解”,在已有同题材电影中其实不是个案。以往的同题材影片往往把这一包含着民族团结历史价值和意义的故事上升为某种“大爱”,蒙古族母亲形象常常成为影片核心的民族文化隐喻。而这次的故事在影片最重要的叙事环节中,讲了一个“背叛与救赎”的普遍人性的故事,并没有详细展现当时社会主义历史文化风尚,尤其是社会主义精神文化对人民生活和精神的影响,而是对草原文化进行各种民俗化呈现;另一面对历史故事和人物关系进行一种普遍人性意义上的想象和解读。当时内蒙古人民从干部到群众都愿意响应国家号召,以抚养“国家的孩子”为荣,这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可以解释为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家威信,以及草原人民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服膺,也可以解释为草原人民“骨子里的对生命的尊重”以及“大爱” 。尔冬升导演扬长避短,充分发挥了主旋律对于历史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而从影片的男主角的形象塑造的角度看,他自始至终没有表现出对历史深入探访的愿望,他了解真相的过程几乎全是被动的。在影片的意义生产系统中,他被表现为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历史主体”。他笃信“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他对当年让妹妹被母亲弃养并送进福利院的历史十分遗憾,却并无愧疚,在找妹妹的旅途中仍不忘对蒙古族导游传输现代都市人的价值观。总之,他的形象塑造以及影片的总体文化表述都在试图表达一种对当年历史事件新的认同方式。不过,这种新的认同方式对影片前半部分为民族团结历史叙事所做的铺垫有一定的消解作用,与当下中国正在建构的新的民族团结话语体系之间还存在一定的距离。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