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山客”到“海客”,
深圳客家人的“山海情”
栏目:视线
作者:杨宏海  来源:中国艺术报

  客家民系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南迁汉族移民群体中的一支,是世界上分布范围最广阔、影响最深远的汉族民系之一。深圳地处南海之滨,东临大亚湾,西抵珠江口,南接香港新界,有蜿蜒200多公里的海岸线。历史上,深圳的前身宝安县(新安县)原有客家、广府等多个民系,其中客家人居多。深圳客家是清初形成的滨海客家地区的代表,是客家人第四次“大迁徙”中的一个典型。

  三百多年来,深圳客家人筚路蓝缕、艰苦奋斗,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强烈的家国情怀,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不论任何历史阶段,都能开拓创新、勇往直前,在滨海地区谱写出骄人的篇章。在当今历史条件下,包括老客家与新移民在内的深圳“新客家人”,如何在实施“双区战略”过程中,梳理和研究滨海客家的历史渊源,继承和弘扬滨海客家的优良文化传统,进一步激发内生动力,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崭新课题。

  深圳客家的渊源及滨海客家的阐释

  “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这句俗语充分表明:客家人一路迁徙所到之处,平原盆地等地理条件较好的地方大都被前人占据,只能到山区去开垦繁衍,因此大多数客家人都居住于赣闽粤边区山地,形成了坚守传统、勤劳坚韧、相对内向的山地文化。但是,作为滨海地区,深圳客家是怎么样形成的?有何历史渊源与发展历程?山地客家与滨海客家有何异同?据史料记载,早在两宋时期,就有客家人进入深圳地区,但真正大规模迁入深圳,还是与清朝初年的海禁、迁界与复界关系最大。

  深圳客家人不仅以罕见的勤劳与坚韧,建起了数以百计的客家围屋,而且把耕读传统带到深圳,办起新式学堂,同时也把原乡的民间艺术带到了深圳,创造出清代康乾时期深圳东部地区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兴盛。

  为了对兼具山地文化与海洋文化的滨海客家文化进行探讨, 2007年12月,我在主持第二届深圳客家文化节期间,在深圳大学召开了首届“滨海地区客家文化学术研讨会”,邀请国内部分客家文化知名学者,首次开展了对“滨海客家”这一命题的研讨。我认为,所谓滨海客家,是指历史上从闽粤赣聚居地迁向沿海地区的客家人。他们走出大山来到滨海,与当地原住民交融,过着渔农结合的生活方式,经济上亦农亦商,从“山客”变为“海客”。作为滨海客家,“海客”将原乡客家文化与海洋文化融为一体,既保留山地客家的耕读传统和勤劳坚韧的精神,又吸纳海洋文化的开放、重商、包容、进取的元素,从而形成与山地客家文化有所不同的新文化,即滨海客家文化。在我国14个沿海省份都有“海客”的存在,其中广东地区,集中分布在深圳、惠州、汕尾等地,而深圳客家是滨海客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支,也是发展最好、影响最大的一支。可以说,滨海客家是深圳客家的代名词,深圳成为滨海客家的代表区域。

  滨海客家六个可歌可泣的深圳故事

  如果说,深圳因海而存在,因改革开放而新生,那么,深圳滨海客家也是因海而诞生发展,因改革开放而更加精彩。我在研究深圳客家文化的过程中,梳理出自清朝复界事件后,三百多年来深圳客家人创造的六个可歌可泣的深圳故事。

  一是“复界垦殖”。因为解除海禁,清朝初年各地客家人响应政府复界号召,迁徙深港滨海地区开荒垦殖,艰苦创业,重建家园。其中梅州人罗瑞凤来深圳后亦农亦商,艰苦创业发家致富,创建了两百年前的“京基大厦”——鹤湖新居,又将“创造财富、和睦家庭、崇文重教”的客家精神传承后代。二是“九龙海战”。在中国近代史上,赖恩爵奋起抗英,在九龙海战中打赢鸦片战争前哨战。林则徐特地向道光皇帝为赖恩爵请功,道光对赖恩爵封官嘉奖,后提拔为广东水师提督。三是“李朗开放”。鸦片战争之后,西风东渐,龙岗布吉镇李朗村村民主动与西方文化交融,在村内建起新学与教堂,使之成为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客家村,创办中国第一家讲客家话的大学,然后又在浪口村办起了“虔贞学校”,培养出一批民国时期卓越的人才,以及包括凌道扬等一批走向世界的知名专家。四是“庚子首义” (又称三洲田起义)。在辛亥革命前夕,郑仕良、黄福以及三洲田廖氏和马峦山的客家人,配合孙中山举行武装起义,打响推翻满清王朝第一枪,孙中山对此次起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五是“东纵抗日”。曾生领导的东江纵队点燃南方抗日烽火,战功显赫,涌现出刘黑仔、蓝造、袁庚等一批客家英杰,实施举世瞩目的文化大营救。六是“蛇口试管”。改革开放之初,袁庚从香港招商局踏海而来,创办蛇口工业区,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观点,大胆实施各项改革试验,在蛇口开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河。

  梳理这三百多年来深圳客家历史的“地脉”“人脉”与“文脉”,可以看到每当民族危难之际或在重要的历史关头,深圳客家人都能挺身而出、敢为人先,作出了卓越贡献。

  滨海客家未来发展的对策思考

  当前,深圳实施粤港澳大湾区战略,而“深莞惠”地区客家人地处广州和香港的中间地带,由于地缘和交通便利的因素,历史上大批“深莞惠”客家人迁徙海外,下南洋、闯世界,如今已遍布五大洲80多个国家,大部分人都入籍侨居国。这80多个国家涵盖了“一带一路”(包括大湾区)沿线所有国家和地区。作为“华侨之乡”,海外深圳籍的客家同胞以及有客家人血统的外籍人士,是实施“一带一路”和大湾区战略“人心相通”的重要对象。因此,加强对滨海客家历史的挖掘、研究与了解,传承和弘扬滨海客家文化,对实施粤港澳大湾区“人文湾区”建设意义重大。

  针对深圳的实际,我认为滨海客家未来发展,着重有如下几项对策思考:

  一是注重依托深圳在大湾区的核心地位,发挥深圳客家民间组织的作用,加强与“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客家民间组织的交流,从滨海客家文化研究、文艺创作、文化交流、文创产业等角度,将海内外客家文化学术界知名学者汇集一起,为滨海客家文化建立智库,共谋合作之路,共商发展大计。

  二是立足深圳龙岗鹤湖新居、甘坑客家小镇等客家古迹与特色小镇,创建粤港澳大湾区客家文化交流中心,创办深圳滨海客家纪念馆,促进文旅事业与文创产业发展。通过对客家古建的活化利用,打造文艺精品与展览场馆,向旅游、教育、文创等领域发展,使之成为深圳本土特色文化项目,吸引更多市民参与其中。

  三是以“抢救原生态、精品留后代;创新原生态、吸引新一代”为原则,传承和创新客家文化,建立深圳高校青年文化传承基地(联盟),建立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之间的高校交流机制,加强对青年学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中国历史和国情教育,通过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学生校外实践基地,吸引更多年轻人参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