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红年华”照亮无悔岁月
作者:杨杰 何煦  来源:中国艺术报

  三线建设是新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意义的历史事件,始于20世纪60年代,是在冷战背景下为加强国防力量而进行的战略大后方建设,也是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三线建设对促进西南地区与内地的交流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央视播出的电视剧《火红年华》正是以“钢城”攀枝花为背景讲述三线建设时期的工业题材剧,在央视播出后关注度高。该剧作讲述了“大三线”历史背景下,钢铁建设在攀西裂谷中崛起近半个世纪的故事,艺术化地再现了国家三线建设战略的实施,展现了“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三线精神”。

  聚焦三线建设 弘扬宝贵精神

  三线建设时期是一段不应被忘记的历史,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口号的召唤下,几百万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干部和工人来到祖国西南西北的荒山野岭,用激情和青春、用鲜血和汗水建设起上千个军工、国防、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为我国奠定了国防工业的基础。三线地区指长城以南、广东韶关以北、京广铁路以西、甘肃乌鞘岭以东的广大地区,主要包括四川(含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省区以及山西、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广西、广东等省区的部分地区。在这里,诞生了无数可歌可泣的事迹,这片土地上,记录了三线建设者为祖国奉献、艰苦奋斗的“三线精神”。《火红年华》选取了对于青年人较为陌生的“大三线”建设作为历史背景,以历时态和共时态相互交织的叙事视角讲述了金江市109冶金建设公司、攀钢、宝鼎煤矿等企业横跨50多年的发展,刻画了众多青年人为建设中国而奉献的群像,展现了蕴含其中的可贵的奋斗精神。

  剧作以历时态的叙事视角展现了《火红年华》惊天动地的创业故事,给人以深厚的历史积淀感。该剧历史叙事跨度长达半个世纪,描绘了青年人与国家命运之间“同呼吸共命运”相互交织的故事,将50多年三线建设百炼成钢的燃情岁月凝结成32集的剧集,为观众还原再现了一代三线人的艰苦奋斗以及一个国家开天辟地的历史记忆。客观说,三线建设那段历史对于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来讲,是段陌生的认知,如何将这一段史实与艺术创作相互融合,通过电视艺术还原那段难忘岁月,成为该剧创作的一大难点。《火红年华》立足于真实历史,以川南钢铁厂的建设为切口,通过剧中人物夏方舟、秦晓丹、乔佳丽等人的个体命运以点带面串联起来,将三线建设的时代背景以具体感人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娓娓道来,使更多观众深入领会了“三线精神”。《火红年华》根植于真实历史,让剧情有了历史的纵深感。例如,剧中人物赵殿楚是“二号信箱”总指挥,而频繁出现的“二号信箱”实际就是当时攀枝花建设总指挥部下辖冶金指挥部的代称;川南钢铁企业的原型就是被誉为“象牙微雕钢城”的第一座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攀钢,以隐喻的方式揭示出那段特定时期不为人知历史的特殊性。当然,剧作的亮点是贯穿其中的所秉持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可圈可点,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交相辉映,反映了三线建设这一特殊时期的历史,增加了剧作的历史积淀。

  剧作以共时态的叙事视角全景式呈现了三线建设的火热景象,展现出大学生、技校生和普通工人等诸多建设者“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三线精神”。其中既有国家顶层决策部署,也有天南海北奔赴三线地区的建设者们共同的努力,奠定了我国现代化建设产业、技术、物质和人才基础。三线建设的巨大工程是我国国防工业的一次大飞跃,建立起了包括电子、军工、航空、核能等在内的现代国防工业体系的过程绝非一蹴而就。剧作选择川南钢铁厂这一切口来展现主线剧情,以十九冶、攀钢、攀煤等三线工业企业为原型,谱写了艰苦卓绝的三线建设颂歌。

  描绘典型环境 刻画丰满人物

  “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现实主义艺术创作的经典命题。《火红年华》在时代发展的背景之中试图描绘三线建设的典型环境和个性鲜明的典型人物群像。

  首先,该剧聚焦攀枝花为主要拍摄地,审美化书写三线时期的钢铁建设。上世纪大三线建设刚刚开始时,攀枝花这座城市还是一片荒芜,正是全国各地的建设者们共同将攀枝花建设成一座“钢城”。《火红年华》将镜头聚焦在建设者们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力图还原在条件无比艰苦的深山峡谷之中,三线建设者们住席棚、睡草床、洗冷水澡的真实艰苦场景。例如,剧中的光复和汀兰的新婚洞房仅为一个棚屋和一张简陋的木板床;在山区之中发生泥石流的镜头画面,令观众倍感老一辈建设者们的不易。在三线建设时期艰苦的条件下发生了很多感人的事迹,例如,一场大火把仅有的席棚子全部烧完了,三线建设者们就自己建设宿舍;8000多名学生即将到来,而基地此时却没有电,三线建设者连夜搭建,为学生点亮灯光;川南钢铁遭遇转型危机,面临停工停产的困境,三线建设者南赴深圳工地转型创业,都展现了建设者们不畏艰苦勇于攀登和不屈不挠的大无畏精神。攀枝花三线建设时期的标志性建筑物攀钢1号高炉、弄弄坪厂区、兰尖铁矿在剧中进行了实地取景,包括剧中老年夏方舟在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参观时,进馆处的墙上,用浮雕浇铸出攀枝花自建设以来的所有劳模的手印,这些或大或小的手印背后都有一段为三线建设艰苦奋斗的历史和情怀。

  其次,人物塑造的典型化。《火红年华》塑造了性格独特的三线建设者群像。这些三线建设者来自天南海北,将青春挥洒在这片土地上,他们有着共同的志向,有着共同的目标,同时也有着不同的性格。剧作着重描绘了这一层次丰富、个性鲜明的特殊群体的多面性。例如,像夏方舟这样的理想主义者,面对挫折不畏困难,自觉将个人命运融入到国家命运之中;还有戚光复作为文艺工作者,将特殊时代的革命浪漫主义气息传递给观众;当然也有季成刚这样的投机主义者。《火红年华》中人物塑造基于真实历史,在剧中的人物有知识分子、军人、科学家、大学生还有工人,他们是千千万万三线人的缩影。例如工人陈国民,其原型就是一名抗美援朝退伍老兵,在三线建设中锻炼成一名优秀的技术骨干;剧中齐德成的原型,是攀枝花市宝鼎矿区第一任党委书记亓伟,他曾带领宝鼎煤矿取得了“勘探设计”“三通一住”“夺煤保电”“夺煤保铁”“夺煤保钢”五大会战的胜利。这些人物关系网络立体鲜活,主线人物性格饱满,情节张弛有度,共同交织着亲情、友情、爱情,串联起了三线建设者共同的火红年华。

  燃情青春岁月 铸就无悔选择

  2018年10月,中宣部明确“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三线精神”是民族精神、国家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摄制组将20世纪60年代全国建设者们响应号召,在无水、无电、无路、无住房的极端艰苦条件下,在沟壑纵横的攀西大裂谷深处的英雄壮举、感人事迹、远大理想刻画出来。”《火红年华》导演王文杰谈道,“他们是时代的象征,代表的也是这部剧所反映的‘三线精神’”。

  三线建设是以新中国的国家安全为目标,因此爱国主义成为三线建设的内在价值。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大学生、知识青年,满怀对祖国无限的热爱来到大三线,带着历史的使命、用燃情岁月谱写了共和国工业发展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火红年华》以大三线建设的激情为观众唤醒了三线建设众志成城、百炼成钢的民族记忆,不仅填补了这段历史的文艺表达,同时将青春与国家放进同一叙事视角,与近年来深受青年观众好评的《觉醒年代》《山海情》等主旋律作品一脉相承,“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穿越历史, 20世纪从天南地北奔赴贫瘠地区的青年人胸中饱含的理想与热情对于当代青年依然具有启迪价值。三线建设的光辉历程永载共和国的史册,三线建设的峥嵘岁月将永远被世人所铭记,三线建设精神也必将被新一代青年人传承下去。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工业发展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反映工业历史的题材剧一直遇冷。工业题材因涉及专业技术,拍摄难度大,鲜少有创作团队尝试。近年来《大江大河》《奔腾年代》等剧突破了工业剧原有的题材限制,让观众们看到了工业剧的艺术化表达,使工业剧重回大众视野。 《火红年华》播出后持续受到热议,得益于编剧革非对这个题材进行创作前在攀枝花采访了700余人,积累下120万余字的采访笔记。在剧组开拍前,成员都集中在攀枝花等地学习、采风,工业剧剧情大量涉及专业知识和大量专业名词,摄制组要经常请教专业人员、查询资料,对于众多演员更是不小的挑战。

  当然,《火红年华》也并非完美无瑕,一部好的艺术作品应该是形式与内容的恰当融合。此剧中主角们的感情戏份冗杂,游离于三线建设之外,主线剧情推进失焦,内容略显空洞乏味;在人物塑造中,对于次要角色和反面角色的打造程度不同地存在脸谱化、单薄化的不足,其人物行为动机有失其合理性,在剧情推进的逻辑上未实现闭环;另一方面,在大三线时期这段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涉及人物众多,这种群像式的呈现难以深入到人物个性层面,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剧作深层的哲思性。在国内影视制作普遍提升的环境中,本剧的后期制作未能达到其应有水准,滤镜调色痕迹明显,对于工业题材来说制作仍可进一步完善。作为主旋律电视剧,在思想内容的表达上有“为主旋律而主旋律”的问题存在,宣教意味略感明显,在强调思想性的同时仍需强化艺术性,以期实现思想性与艺术性的有机融合。

  《火红年华》的创作虽已完结,但对于工业剧的艺术表达依然在探索之中。在20世纪60年代艰苦的生产生活环境下,三线建设者由祖国的四面八方而来,在荒山野岭中战天斗地,发扬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创造了一个个红色奇迹,铸就了“三线精神”。三线时期的工业建设对于现代中国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我们虽身处和平年代,亦不能忘却历史。中国正在踏上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回望建设新中国的历史,中华民族总能在危急时刻坚定不移地团结起广大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拧成一股绳。“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真正的现实主义文艺作品在于怎样正确地观照这个世界。我们需要更多的文艺作品书写时代,讲好中国故事,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将文艺创作深深扎根于现实的土壤之中,用文艺反映现实,将中国精神代代相传。

  (杨杰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何煦系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