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友叶廷芳在北京医院住院时，我们夫妻二人在一个午后去看望他。那是一间不大的单人病房，光线也暗淡，依然觉得有亮色一闪；定睛看去，廷芳端庄坐在床头，穿的并非千篇一律的病号服，而是一件簇新的西式蓝色条纹长袖衬衫，稀疏的头发也整理得纹丝不乱，显然特意而为。这是廷芳的惯例，一向注重衣装得体，即使在病中，熟人相见也一丝不苟，于自己是尊严，对别人是尊重。记得有一次朋友约聚，廷芳来得特别晚，原来是他因病患在途中弄脏了衣服，又赶回家中换了一身，好不容易才衣冠齐楚地到场落座，朋友们对他的迟到都示以同情。

　　作为一名贡献卓著的学者，其实廷芳生活并不顺遂，那份艰难唯有自知。三十多年前，斯亮由于公务也出于好奇，到廷芳家中探望，下车后要步行穿过一条狭窄曲折的小巷，他的住所也不宽敞，小客厅被几架书柜占满。他的家中没请阿姨照料，却坚持要用他那残留的一只独臂挥铲，为客人炒菜做饭，临别还要用自行车为客人送行；尽管坐在车后的人胆战心惊，他以单手握把却驾驭自如，在曲巷中敏捷如风。

　　后来他搬到新居，我俩一起去做客，他的居住条件未见明显改善，狭促的客厅只是多了几尊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小型人体雕塑，男的健壮，女的丰满，由此令人窥见他的内心：身残励志，心羡完美，这是他的二元思辨，激励他年轻时从浙江衢县的小山村一路以特别优异的成绩升入中国社科院的学术殿堂。他曾说，如果有人要他在宗教之间做出选择，他宁可信仰“美”！

　　纪念廷芳自然会说到卡夫卡。在学界，廷芳对卡夫卡的研究无出其右。卡夫卡的作品在中国曾被认为是阴郁、荒诞、冷僻的课题，长期无人触碰，恰是廷芳令卡夫卡在中国登堂入室，在文坛名动一时。理由受廷芳的感染，曾去布拉格寻访卡夫卡的故居，在一条貎似普通的大街和一条更不起眼的斜巷，面对蓝色小屋发思古之幽情。在我们看来，廷芳对文坛的贡献并非仅是触及一个小众化而惊世骇俗的学术项目，廷芳的意义在于开拓：他把西方文学现代主义的先驱介绍给中国，扩大了文学的边缘，展现了文学自由驰骋的空间。上世纪80年代文学表现主义、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等等一股脑地涌入，回想起来意兴绵长。不然，我们的文学界该多么孤陋寡闻！

　　2017年，廷芳出版了他多年来为保护北京圆明园遗址而写的30余篇力作，结集为《废墟之美》，记述了廷芳人生的另一侧面——作为一名社会活动家的奔走呼号，并为此调动了他的巨大热忱和多次访欧的审美感悟。或许他听说理由有几年也醉心于美学，因此邀其为这本书写评论，适逢理由刚从希腊考察归来，与廷芳理念相近，见到书名已拍案叫绝，当即应承。

　　如何保护圆明园遗址是中国社会经久又热闹的话题，至今未见平息。审美无关功利，但是有一些贪婪的企业家和庸俗的学者把审美与功利这个平行话题纠缠成一团乱麻，用再现古代文明的名义包装着功利主义动机，被廷芳斥为就像阿Q向人炫耀“祖上的阔”。廷芳深知，如果从形而下入手势必落入他人陷阱，睿智的廷芳则以洒脱而且感性的美学予以还击。

　　得益于平素的艺术修养，廷芳从古罗马斗技场谈到莱茵河两岸古堡林立的“华彩长廊”，又论及卢浮宫的雕塑，广引博采，不仅力证废墟与残缺当属审美意象，“而且它还属于心灵的感觉和领悟，这是触及人的深层智性的一种反应”。于是，西学背景的廷芳恰好把人引入中国所特有的审美范畴，即意境美。

　　意境之说是美的内涵与多层次的外溢及延伸，这与长居北京的人对圆明园的所见所感十分贴合：如今屹立在海晏堂那些巴洛克风格的大理石柱充溢着历史的真实质感，既令人联想到往昔的辉煌，又似烈焰腾烧后留下的几根白骨，还像历史老人向天空伸出讨还正义的手爪；在不远处，那些现代化高楼林立的映衬下，过去与当下激烈碰撞，让人百感交集。

　　廷芳的文章风格从来不见居高临下或好为人师的视角，他往往坦然例举自己的无知、惭愧和尴尬的细节并加以调侃，虚怀若谷的气度尤其令人感佩。

　　话回开头，那次去北京医院探望廷芳，分手时他的眼圈有点发红。这几年他饱受病痛折磨，过得颇不容易，此刻似乎心潮涌动，却再次选择克制自己，不料却是永别。9月27日廷芳仙逝，听到消息我俩双双叹息：一位儒雅的学者，一名勇敢的斗士，一个奋发的独臂英雄，一位文质如兰的君子！引发惋惜的感叹。近年人们论起人格美常要上溯到两晋去翻《世说新语》，而眼前的廷芳何尝不也是一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