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日前举办主题为“身体、精神、信仰、人格——‘知识’之外的长征研究视角”的第36期影视大讲堂，对长征、长征精神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进行了深入探讨与交流。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所长鲁太光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副研究员孙萌主讲，与会专家学者围绕长征研究以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等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超越“知识”，从身体出发再认识长征

　　据介绍，国家文化公园专家咨询委员会秘书处设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承担了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要科研任务。在鲁太光看来，当下表现长征题材的影视作品的视角略显单一，即主要是“知识”的视角与伟大、富饶、多样的长征精神不相匹配。鲁太光说，我们印象中的长征往往是“知识”层面上的长征，比如长征走了多远的路、牺牲了多少红军、遵义会议有什么意义等。这些虽然很重要，但只是了解长征基础，我们应该有更多的视角来观察、贴近长征，在他看来，身体、精神、信仰、人格这几个视角不可或缺。

　　鲁太光说：“‘身体’是研究长征的第一视角，甚至具有方法论意义。长征是对人类身体极限的挑战，我在对长征的实地考察中常常感叹“纸上得来终觉浅”，不用说险关奇隘，单说普通行程，我们考察时有车有装备，吃得好穿得好，可一天下来还是累得够呛，再回想红军行军，真是人类奇观！在一些险要的地方考察时，我常常心惊胆战，就会想红军当年是什么心理状态？如此等等。有了基本的同理心，对长征的理解就有感情、有温度了。由‘身体’出发，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精神维度上的长征，才能理解红军战士为什么那么英勇无畏、那么乐观向上。再进一步，我们才能理解作为信仰的长征，即是理想和信仰使党和红军克服了空前的艰难险阻，取得了改变中国乃至改变世界的胜利。最后，经历了长征的空前磨砺，在党和红军中形成了一种崭新的人格，即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种代表中国希望的‘新人’，这种‘新人’在新的中国道路的开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影响深远。我们今天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长征精神为我们完成这一历史重任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启示，这也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意义所在。”

　　长征题材电影与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密切相关。近日由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中，特意提到实施保护传承、文旅融合、数字再现等手段。孙萌认为，对于鲁太光提出的“身体”方法论来领悟长征精神，VR技术能提供切实的体验与想象。

　　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研究员孙承健表示，以“长征”为主题的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在世界文化史上是独一无二的，“长征”本身即是人类历史上不可复制的一个奇迹，通过可感知的视觉形象，通过媒介的视觉生产与再生产，观众可以在历史叙事的情感体验中深切感受到长征的内在精神指向。

　　“长征”电影的精神谱系

　　孙萌梳理和分析了长征题材电影的谱系。她认为，从20世纪50年代的《翠岗红旗》《万水千山》到2020年的《半条被子》，都体现了长征精神的内涵。长征题材电影还充溢着爱的力量，红军爱人民、人民爱红军，还有男女之间的爱情等情感的描摹刻画等都非常感人。长征题材电影是主旋律电影，主旋律电影的经典价值在于表现了时代精神、文化精神与人性精神的永恒性。同时，主旋律电影需要宏大叙事与理性建构，也需要感性、直觉与写意，只有言志与缘情相结合，电影才能抵达永恒，像《长征》《我的长征》《马蹄声碎》《血战湘江》《古田军号》《心动岁月》等，这些影视作品在艺术表达上注重宏观叙事与微观描述相结合；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与心理状态，注重人文情怀与情感表达；在叙事视角上力求创新，但在叙事结构、电影语言方面还有上升空间，如何把教科书真正化为电影，如何脱离模式化、概念化、套路化，如何反映时代精神，仍是长征题材影视作品面临的任务与挑战。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副研究员金燕看来，长征的主角是人，是无数无名的普通战士。在这么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这些普通战士身上发生了什么？经历了怎样的磨难？身体如何承受苦难？是什么样的精神信仰支撑他们走完无比艰辛的长征路的？这些都是值得艺术作品去探究、去发掘、去表现的。孙萌和金燕都非常认可电影《马蹄声碎》中的女性视角，这部影片的特殊性在于，女导演用女性视角来描写战争中着墨相对较少的女性，用细节和她们内心的情感波澜来表现她们的艰难和坚韧。长征中的女战士与大的历史融为一体，成为长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影片对女性情感的描摹也颇为细腻和真实，从女性视角反映出来的长征因为诚实而令人信服，因为细节的把握而令人感同身受。影片结尾是一个大远景，仅剩的5个女兵站在漫漫无际的草地前，衣衫褴褛、摇摇欲坠，但又像雕像般坚定，那是长征中女性的群像，是信仰信念支撑下坚强不屈的身影。

　　长征精神的空间化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具体来看是将伟大的长征精神实体化、空间化，这并非仅仅把公园建起来那么简单，而是需要让长征精神与空间有机交融，充盈于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中。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斐认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作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且难以复现的一次壮举，其意义是在多重参照文本中被凸显出来的。比如色诺芬记述希波战争的《长征记》、欧洲中世纪的凯尔特英雄史诗《夺牛长征记》。而且恰恰是因为有这些参照，才更加显示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军事行动的独特之处和作为争取自由解放的正义之战的红军长征的伟大之处。

　　长征精神与众不同之处是，对长征的讲述是伴随历史事件的发生同时产生的。1936年，毛泽东提议红军将士记述长征经历，后来由丁玲汇编成《红军长征记》。同年，茅盾在上海主编的《中国的一日》记述一些国统区民众讲述他们遭受的欺压、他们的愤怒和迷茫。前者是对中国不同地区地理、气候、民俗、生活等多个层面的差异性的呈现，表现出活力与希望，以及对新世界的发现和对新中国的向往，都与后者形成鲜明对比。参照毛泽东词作《念奴娇·昆仑》的诗意想象，可以把长征理解为对自然的人格化和空间的历史化。与之相应，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可称为精神的空间化。这一重大战略举措将有益于构建新的历史记忆和集体认同。

　　长征精神与文化认同

　　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副所长赵卫防以电影《勃沙特的长征》为例，认为该片的实践，为从“知识”之外理解长征提供了一种思考。该片通过再现红军长征路过贵州时与英国传教士勃沙特之间发生的一段传奇故事，讲述了传教士目睹了红军对伤病俘虏的不肯放弃的态度；在红军战士的眼中，战马具有和人一样的生命价值，即使是饥饿危及生命也不肯杀战马；勃沙特还目睹女红军孕育了下一代的生命，自己却告别了人世。影片以这样的生命尺度来衡量长征，表现了艰苦卓绝的长征，既是流血牺牲的过程，也是播种人性、播种人文、播种平等、播种生命的伟大征程。

　　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编审类成云认为，面对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和复杂的意识形态状况，只有从“身体”“信仰”“精神”“人格”等角度在情感和内心深处理解和感受长征，才能真正理解长征精神、弘扬长征精神、发展研究长征精神，才能坚持文化自信，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