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丝不苟，鞠躬尽瘁
——忆薛若琳先生对《中国戏曲志》编纂出版工作的贡献
得知薛若琳先生突然逝世的消息既悲痛又惊讶。前不久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召开的“前海学派戏曲理论丛书”第二辑座谈会上，还见到他。在我的印象中，薛若琳先生很重视保养，身体健康。1982年我们一起到南方出差，他每天早上要服一支蜂王浆，晚上要服一粒乌鸡白凤丸。每次见到他，总是红光满面、神采奕奕的，怎么会突然去世呢？后来与他接触比较多的一位先生透露，近期他曾经因为心脏不舒服看过一次急诊。前几天他来北京参加一个活动，回到牡丹江家中后感到身体疲惫，以为是旅途受累，没有及时医院就诊，导致睡梦中心脏病突发。
我与薛若琳先生早在1979年就认识。当时我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工作，薛若琳从云南省文化局考入研究院研究生部攻读戏剧戏曲学硕士研究生，他是班长。我经常去研究生部听课，很快就和戏剧戏曲系的同学认识了。1982年，薛若琳毕业后与同学汪效倚、周育德分配到戏曲研究所戏曲史研究室，我们便成了同事。
张庚、郭汉城等老领导提议戏曲研究所牵头，组织全国各地戏曲研究者合作编纂出版《中国戏曲志》。所里责成戏曲研究室成立《中国戏曲志》筹备组，到各地调研，听取各地戏曲研究机构和戏曲研究专家的意见，对课题可行性进行论证。戏曲史专家余从先生当时担任戏曲史研究室主任，由他兼任筹备组组长，他和副所长马远先生利用出差开会的机会，在山西、河北、辽宁进行了调研。由薛若琳先生担任筹备组副组长，带领汪效倚、周育德和我，先后到浙江、福建、江西、湖南、湖北、河南进行了调研。
薛若琳先生1963年从中国戏曲学院毕业后在云南省文化局工作多年，有一定行政管理经验，我们4个人出差，吃住行均听他安排。当时杭州公共汽车票要2分钱，他也要求收集起来，花1分钱均要求记得明明白白。由于出差前做了详细计划，我们不仅采访了各省的文化局戏剧工作室、重点戏曲院团、著名的戏曲家，还对南戏四大声腔的余姚腔、海盐腔发源地、流行情况进行了调查。各地文化部门的领导和戏曲专家一致认为，运用我国传统的方志形式，记述我国各地各民族戏曲的历史与现实，是戏曲理论研究的创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应乘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尽快落实。这次一个多月的调研活动，显现出薛若琳先生良好的行政管理才能。张庚先生、余从先生对调研结果很满意，这也可能是后来提拔薛若琳先生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的原因之一吧。
1983年初， 《中国戏曲志》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跨“七五”规划重大项目后，《中国戏曲志》编辑部成立了，余从先生任编辑部主任，薛若琳先生任编辑部副主任。根据张庚先生的指示，编辑部成员在余从先生主持下，首先学习方志学理论，阅读相关的文献，然后按照方志学的要求和戏曲的实际，研究《中国戏曲志》的编纂凡例、体例说明、编纂要求等。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由余从先生总结归纳形成书面文件，交张庚先生审定。为了取得经验，编辑部采取了以点带面的方法，将湖南、福建、天津作为先行卷。薛若琳先生积极参与试点调研、参加各省编纂队伍培训，推广先行卷的经验，并在《中国戏曲志》编辑部编辑出版的《中国戏曲志通讯》上发表了《略谈志论关系》《戏曲志的功用和要求》《参加湖南卷编审会的几点体会》等文章，对推动全国各地戏曲志的编纂工作起了积极作用。
1987年，余从先生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薛若琳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后，根据《中国戏曲志》主编张庚先生建议，并经全国艺术规划领导小组批准，余从任《中国戏曲志》常务副主编，不再担任《中国戏曲志》编辑部主任；薛若琳任《中国戏曲志》副主编。《中国戏曲志》编辑部主任由汪效倚担任，刘文峰、包澄洁担任副主任。1990年，汪效倚先生病故后，刘文峰担任编辑部主任，包澄洁担任副主任。有文章称薛若琳担任过《中国戏曲志》编辑部主任，这不符合事实。薛若琳先生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之后，仍然十分关注和支持《中国戏曲志》编辑部的工作。
1987年至1990年，为《中国戏曲志》编纂工作最繁忙的时期。大部分省卷完成了初稿的编纂工作，进入初审、复审阶段。《中国戏曲志》编辑部担负省卷的审稿工作，每卷初审、复审，薛若琳先生均积极参加，并亲自审定参加各省卷审稿的特约编审员，就连开审稿会的座次、拍照合影的座次也亲自审定，真是事必躬亲、细致入微。他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令人敬佩。薛若琳先生为《中国戏曲志》的编纂出版，做了大量组织工作，深受大家赞誉。我在他领导下工作多年，得到过他在工作上的大力支持和生活上的关怀，至今感激不尽，受益匪浅。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之一，薛若琳先生在云南工作多年，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戏曲志编纂工作十分关心。在他的联络和支持下，《中国戏曲志》编委会、编辑部在昆明召开了《中国戏曲志》少数民族戏曲编纂工作会议，张庚先生、郭汉城先生出席并作讲话，推动了少数民族戏曲志的编纂工作。1987年《中国戏曲志·西藏卷》完成初稿，在拉萨召开审稿会。薛若琳先生非常重视西藏卷编纂工作，亲自出席会议，并与西藏文化厅的领导协商沟通，较好地解决了西藏卷在编纂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列入优先出版工作计划，出版以后有力回击了国外反华势力对我国民族文化政策的诋毁，受到上级领导部门的表扬。此外，他还亲自到辽宁阜新调查蒙古戏、到云南调查关索戏，撰写调查报告和介绍文章，为少数民族戏曲的保护发展尽心尽力。
薛若琳先生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之后，还兼任全国艺术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在周巍峙、张庚先生领导下，他为促进各地文艺集成志书的编纂工作，做了大量的组织协调工作。如以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文联名义召开的两次全国文艺集成志书编纂工作表彰会，为解决各地参加文艺集成志书编纂人员职称问题等等，他均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他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的岗位上退休以后，积极参加各地的戏曲活动；在担任中国戏曲学会会长期间，创立戏曲学会奖，开展对优秀剧目的评荐推广，他还和王安葵先生主编《中国当代百种曲》，为新时期戏曲的推陈出新、传承发展做了大量工作。
《中国戏曲志》在十大文艺集成志书中率先完成了大陆30个省卷的编纂出版工作，首先得益于有张庚、郭汉城等老领导、老专家在政治上的把关、学术上的指导和在全国戏曲界的号召力；其次，有余从先生等一大批既有扎实学术功底，又踏实肯干、年富力强的专家队伍。薛若琳先生作为后来的领导，无疑也对《中国戏曲志》的编纂出版工作做了大量工作。现在，张庚先生、余从先生、薛若琳先生等均已离世。作为曾经在他们领导下和他们一起工作过的晚生之辈，不仅有责任把这段真实的历史告诉后人，更重要的是要学习他们对工作、对事业一丝不苟、鞠躬尽瘁的精神，为祖国的戏曲研究事业贡献余热。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