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湘江之战的年代越来越远了，从1934年11月25日到12月1日至今，已经近86年了。86年足以让人们忘却许多往事，世事沧桑、人生境遇。但作为一个民族，有些记忆却是不能忘记的，也是难以忘记的。在国家大剧院最近上演的大型原创歌剧《血色湘江》就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再现了那场悲壮惨烈的战役，揭示了遭受重大创伤的红军将士的悲壮情怀和崇高精神，在歌颂革命英雄主义的同时，赋予人物的思想境界以美学精神的内涵，强烈地感染了观众。

　　湘江之战，红军由八万减员到三万，在政治和军事意义上，无疑是个败仗。败仗留给人们的是教训，是反思，在整个长征史中它是个转折点，是实现红军政治军事领导权和军事路线转折的苦痛前奏，虽然这个前奏流淌着血，每个音符都是呐喊、悲愤。后人的记忆如果仅仅停留在这样的层面上，也许就会混同于历史知识，慢慢就会淡忘。歌剧《血色湘江》独辟蹊径，对湘江之战做了再诠释、再呈现，从红军34师陈湘等将士的心路历程切入，抒写血战中的情感、魂灵、人性，带领观众进入了悲壮崇高的审美境界，引起极大的情感共鸣，让观众与之歌、与之泣。

　　此剧首先将陈湘等将士置于困境和挫折之中，担任阻击尾追之敌的任务，面临强敌还人地生疏，因误读地图，缺乏向导而延误战机，孤军限于围困中。毫不避讳地披露抱怨、畏惧、困惑、沮丧甚至逃跑的群体情绪，更正面地歌颂了陈湘等英雄群体，引导人们牢记信仰，相信星火必定燎原，激发战士们的英雄主义情感，这样的处理，使此剧在具备悲剧品质的同时，有了史诗剧的色彩。著名戏剧家布莱希特专门论述过史诗剧，它的基本特征就是叙述了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深层地诠释了历史的逻辑和走向。《血色湘江》舍弃了全景式的演绎，却触及了事件的灵魂，应该说因此而具有史诗剧的色彩。

　　该剧对于战争中的情感和人性的揭示是全面的。我们不仅看到陈湘和瑶族女首领凤鸣之间的爱慕，月下对唱，爱心泛夜，生死离别，后事托付。更有不同人对红军后代的深厚亲情，红军战士朱大姐生产女儿后为不给部队增加负担，饮弹而去，陈湘把朱大姐的女儿当作革命的火种，托付给恋人凤鸣，凤鸣在孩子身上寄托了诸多的情感。还不避讳地披露小战士红米饭的恐惧逃跑和回归。也客观地描写了陈湘与对手国民党军官黄某的复杂心态。这些战争中的人性揭示，深入到了情感和心灵层面，于复杂中见真切，在广谱的色彩中提炼出人性中的光芒，增加了戏剧的感染力和张力。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一部讴歌人性和红军精神的好剧。也为歌剧处理宏大叙事与刻画人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由于《血色湘江》的情感和心灵角度，使得剧情结构更加有机。陈湘和凤鸣的恋情融入了故事的主线，但又没有喧宾夺主，把血战变成儿女情长。而朱大姐饮弹离去与红军面临死亡和重围的困境紧密相连，在凸显朱大姐牺牲精神的同时，把播撒火种的寓意巧妙地通过托孤这样的情节实现了。由于爱情和亲情的烘托，加上畏惧与斗争情绪的渲染，更彰显了陈湘等英雄群体的人格魅力。人性的力量虽然是当时历史的真实写照和浓缩，但一旦变为艺术的形象而流传，就会成为历史的记忆，潜移默化地渗入民族的血液，变为红色的基因，不断激发后人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勇于牺牲，成为民族精神中重要组成部分。

　　《血色湘江》具备较强的感染力，还在于导演调动了强化氛围、丰富表现的手段和元素。舞美是写意与写实的结合，同时加上了多媒体表现，贴切地营造了场景和氛围，让人们有身临其境的感觉。由于舞美的动静结合，使得场景成为表演的参与者，大幅度地提升了戏剧的感染力。而合唱部分的定位不再是第三人称的背景和事件描述者，已经转化为事件的主体，是红军战士的心灵呐喊，合唱部分的唱词和谱曲，是全剧的精华，有直击心灵的效果。而剧中几处陈湘和凤鸣的对唱，吸收了地方戏的元素，婉转动听，与雄壮的合唱形成对比，构成听觉的美感。这种在表现手法上的探索，也为当代歌剧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自民族歌剧《白毛女》到《江姐》《洪湖赤卫队》以来，中国歌剧实际上面临着一个在新世纪如何发展的问题，重大题材和主旋律的歌剧创作又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领域，客观地说，我们总体上还处于探索的阶段，有中国美学特色、体现当代戏剧理念的歌剧还是凤毛麟角。但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宣传部推出的这部主旋律歌剧是个成功的模板，在歌剧创新和发展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步伐，我们应该为之点赞。

　　（作者系中国视协编剧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