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不思求成
——从“全国第十二届书法篆刻展览行书草书展”说开去
栏目:落墨
作者:本报记者 杨阳  来源:中国艺术报

  行,“非草非真,发挥柔翰。星剑光芒,云虹照烂” ;草, “草法简略,省繁录微。译言宣事,如矢应机” 。全国第十二届书法篆刻展览(以下简称“十二届国展” ) 53000余件来稿中,有23000余件为行书和草书,占据了所有来稿的40 %以上。有着如此“重量级”来稿的“全国第十二届书法篆刻展览行书草书展” ,作为十二届国展的最后一站, 12月10日在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开幕。

  作为书法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国展,虽然十二届国展已在山东济南、湖南长沙举办了篆书篆刻刻字展、楷书隶书展,但是此次行书草书展一经开幕,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内仍很快人满为患。展出的624件作品(行书入选作品280件,草书入选作品220件,名家邀请作品124件)挂满了宝鸡青铜器博物院三个楼层的展厅,即便有着如此大面积的观赏空间,展览现场仍摩肩接踵,“这幅写得精彩,学米芾学得巧妙”“这幅草书写得淋漓痛快”“让我拍拍这幅作品”的声音在现场不绝于耳。正如中国书协副主席、十二届国展行书评审委员会主任孙晓云所说:“作为规格最高、最受关注的书法展览, 4年一届的国展无疑是一面镜子,折射着现阶段的书法整体水平和审美追求;也无疑是一根引绳,牵动着全国书法爱好者的目光和心绪。 ”

  循传统寻新貌

  在书法艺术宝库中,行书是历史留存碑帖最多的书体。王羲之《兰亭序》 、颜真卿《祭侄文稿》 、苏轼《寒食帖》等大众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皆以行书呈现。“趋变适时,行书为要。 ”行书自魏晋之后历经唐宋元明清,直至近现代,近2000年来长盛不衰。所以,历届国展中,行书作品的投稿量和入展率最高,十二届国展继续保持了这些特色。除此之外,有65位作者以两种书体入展,其中行书作品有44件;有8位作者以三种书体入展,均有行书作品。“多种书体入展的作者中, 71 . 23 %的作者有行书作品入展,由此可见,在展示作者综合性书法素养时,行书首屈一指。 ”孙晓云说。

  更为可喜的是,行书在有“量”的同时也保证了“质” ,孙晓云认为,十二届国展的行书作品基本反映了当代行书发展水平和现状,体现了入展书者的传统艺术功力及综合素养,是历届中质量最高、最成熟的一届。

  纵观行书入展作品可发现,“大部分作者的取法对象是魏晋‘二王’ ,较为常见的取法还有唐代颜真卿、宋代米芾、明代王铎、清代何绍基。总体而言学‘二王’和‘米字’者最多,作品入展率也最高。跟以往相比,十二届国展部分行书作品将‘米字’放大并写出整体气势,张弛有序、沉着潇洒、令人赞叹。 ”孙晓云说,作品无论是对古典的继承,还是布局经营、章法构成,都能看出倾注智慧、动心用情,富有激情诗意;在材料、章法、构成上做新的尝试,将现代科技发展带入到书法领域等都为十二届国展行书入展作品的突出特点。

  或许是科技发展让当今书者获得古碑古帖都甚为便捷,抑或是如今书者的思维更为开阔,取法多元已不是某一书体的个别现象。在说到草书入展作品的取法时,中国书协副主席、十二届国展草书评审委员会主任刘洪彪慷慨激昂地说:“在220件草书入展作品中,可见张芝的天纵颖异、皇象的谨严精致、索靖的率情运用、陆机的灵厚苍浑、王羲之的萧散飘逸、王献之的奔腾飞动、孙过庭的遒美精妙、张旭的翻旋、怀素的激越迅疾、黄庭坚的恣肆圆熟、米芾的沉着峻拔……”草书的多样性,不止于取法——“在220件草书入展作品中,我还看到了浪漫的古草、厚朴的章草、优雅的小草、恣逸的大草、奔放的狂草,品类齐全” ,刘洪彪说,“有婉约流美的稿书,也有粗狂雄强的榜书;有字字独立的古草、章草和小草,也有满纸烟云的大草和狂草,风格各异” 。

  审视当下探寻前路

  审视当下,反思总结,方知前路何方。十二届国展中被评选出的作品并非没有瑕疵,相反,虽然被评选入展,但也问题重重。根植传统本是好事,“然而过于强调传统也带来相应的问题——当下书坛严重的复古主义已初露端倪,以‘泥古’为正途,以肖似为最高,正在成为当代书法向前发展的新滞碍” ,十二届国展评审韩戾军认为。刘洪彪坦言:“通观本届国展的草书作品,既有深厚的传统功底,又有较鲜明的艺术个性,在展厅里让人眼前一亮的作品太少。多数作者能深入经典、能娴熟运用经典语言,但拓展性不足。 ”对于“米字”盛行的现象,十二届国展评审柯云瀚认为,行书作品虽然就取法的准确度、熟练度和精彩度而言都有质的提升和飞跃,但是在4年一届的国展上,书法水平不能仅仅停留在再现古人的技法上,应有自己成熟的面貌。十二届国展评审张旭光指出,本次国展草书来稿八尺整张作品很多,能写大是个好现象,但大多数是写“大个的草字” ,而非大幅草书的创作,以及部分来稿缺乏大草的速度、气象、节奏和时空组合,缺乏激情与表现力。

  行书也好,草书也罢,以上种种问题都可归结为“像古人、像时贤,唯独不像自己,没有个人的东西” ,刘洪彪说,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局面,一是重技轻艺,只重视形式技术呈现,不重视艺术内涵的创造性表达;二是重艺轻文,虽有艺术自觉,又忽略了文化修养,艺术思维没有跟上;三是重法度轻性情,陷入规矩法度中不能自拔,不得自由,作品难以见性明心。

  为何会“重技”“重艺”“重法度” ,“轻艺”“轻文”“轻性情” ?我们不妨思考一下当下书法的处境——中国书法几千年的历史上,都是作为实用技能在被使用,近几十年时间,随着书法实用的逐渐消失,西方艺术流派和当代艺术的介入,书法的意义已经随时代而异。“现代展厅增强了书法的传播力度、展示效果,为了强调视觉效果,同时也对书法的笔墨技法、空间布局、作品形制等多方面产生影响,也相对失去了它的原始功能。 ”孙晓云说。

  参展已成为当前为数不多的可展示书法并被一评高下的方式,以及入展之后种种“好处”随之而来,所以为参展而学书法的现象已屡见不鲜。“国展确实是对书法水准的一次综合考量,然而书法学习和参加展览不能混为一谈。一些作者为展览而展览,临摹拷贝、突击打磨、生造章法、拼凑乱接,生怕作品不引人注意,而参展并非最终目的,更不是学书成功的唯一标志。 ”孙晓云说,“如果对书法没有发自内心的喜爱,一定无法行稳致远。在书法学习、研究的各个阶段,都应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融入个人的领悟、学识与才情,不为展览、不为展示,我们每天仍旧沉醉于书法,那才是真正的热爱,文化自信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

  “书法艺术看上去最为简单,实则最难成就。扎实功力、综合素养、艺术才能,需要长久磨砺和积累,需要反复摸索和探寻,不能急于求成。当然,不能急于求成不等于不思求成。 ”刘洪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