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几天，就是2019年的春节了。对于过年，这些年人们有个普遍的感受：年味儿越来越淡了。且不说团圆饭、贴春联这“老几样” ，即便被视为“新民俗”的看春晚、手机抢红包或旅游过年，似乎也已司空见惯。怎么把“年”过出一些新意来，成了人们普遍的愿望。

　　这两年热议不断的春晚改革，虽然效果或还有待检验，求新图变的努力是显而易见的。前不久，屡占文创潮流之先的故宫博物院推出了“紫禁城里过大年” ，呈现出昔日皇家过年的景观，展出的东西是“旧”的，给人的感觉却是“新”的，引起了不小的关注，或成为春节文化活动亮点之一。

　　这对春节文化乃至传统节日建设都有启发。当下，人们的美好生活需求日益强烈，不但要求包括春节在内的传统节日具有“文化味儿” ，而且还对其“艺术范儿”充满期待。艺术是常为新的，期盼传统节日有艺术元素，实质上是呼唤新鲜感。而要做到这一点，不妨在节日文化中注入“生”的理念，或者说，用“由熟返生”的态度对待传统节日。

　　俗话说“外来的和尚好念经” ，语虽讽喻，实则符合日常生活的经验。“外来的和尚”比本地和尚吃香，大概和他代表了一个相对陌生的世界，而他念经的方式甚至“经”本身也是不曾听过的有很大关系。如果说前者契合了人们对外部信息与生俱来的渴求，那么后者则反映了对审美疲劳的一种自发反抗。确实，陌生意味着距离，而距离有时虽然导致隔阂与冷漠，但也会带给人探究的欲望，在个性解放得到倡导的现代社会更是如此。

　　现代文艺理论中“陌生化”一说，对此作了解释。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引用《后山诗话》 “闽士有好诗者，不用陈语常谈，写投梅圣俞。答书曰：‘子诗诚工，但未能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尔’ ”这段故事，并作了进一步阐发：“近世俄国形式主义文评家希克洛夫斯基等以为文词最易袭故蹈常，落套刻板，故作者手眼须使熟者生，或亦曰使文者野。窃谓圣俞二语，夙悟先觉。夫以故为新，即使熟者生也；而使文者野，亦可谓之使野者文，驱使野言，俾入文语，纳俗于雅尔。 ”钱先生还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提出，“抑不独修词为然，选材取境，亦复如是。歌德、诺瓦利斯、华兹华斯、柯尔律治、雪莱、狄更斯、福楼拜、尼采、巴斯可里等皆言观事体物，当以故为新，即熟见生。 ”可见，熟悉的东西“返生”之后，是可以给人以新意的。或者说，新意往往来自于由熟而生。

　　揆诸我国传统文学艺术，又可以发现“生”不但是一种独特的美学品位，而且被文学家和艺术家自觉地运用于创作。可以说，作为艺术与学术范畴的“生” ，既是理论总结，也是实践感悟。试举数例。这几年很“火”的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就说过“字须熟后生” ，而且自认为“吾书因生得秀色” 。应该说，董其昌的这一看法奠定了他“以奇为正”的美学追求的基础。而书法家傅山影响颇大的“四宁四毋”说，也可以在这里追溯到一丝理论源头。如果我们再联系晚明到清初的历史变迁和文化氛围，更会发现一个社会的发展状态趋向成熟，人们对艺术生活中“新意”的企盼就会愈发强烈。从审美和文化心态变迁的角度看，这大概也可视为一种规律吧。

　　传统戏曲讲究“戏要三分生” ，戏谚中素有“熟戏生演”“熟戏三分生，才能抓住人”等说法。我们读梅兰芳、荀慧生的文字或他们学生的回忆，看到两位京剧大师不约而同地把“生”作为演戏的“窍门” ，用以自我警醒或传授门徒。荀慧生的弟子孙毓敏更将其概括为“永像第一次，做到三分生” 。无独有偶，“生”也是文学家的心头好。汉学家杨联陞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他在清华读书时，大一国文老师是朱自清。有一次，朱先生批改杨联陞的作文时指出，“你的文字，毛病是太熟” 。为此，杨联陞的另一位老师叶公超先生建议他学俞平伯、冯文炳（废名）的文字之“涩” 。确实，那些惯常的琐事或普通的景物，到了俞平伯先生的笔下，总能读出一番新鲜感，回味隽永，耐人咂摸。而朱自清先生的文章，不论背影还是荷塘，又何尝不是“生”意盎然呢。

　　回到传统节日“由熟返生”的话题，除了期待“紫禁城里过大年”这样老戏新演的创意给我们带来新鲜感之外，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过日子的心态。前面提到的梅兰芳、荀慧生也好，朱自清、俞平伯也罢，之所以能创造“生”的艺术，恐怕与他们对生活、对艺术葆有新鲜的心态有关。在陕西安塞偏僻山沟的窑洞里，有一位艺术家发现，老乡用熟悉的材料打扮着生活，“暖瓶内胆的碎片、鸡蛋壳都成了艺术表现的材料，它们被用来像马赛克一样镶嵌在墙壁、灶台四周，组成各种花卉的图案” 。作为普通人，我们或许一辈子与艺术创造无缘，却可以用“生”的心态过好传统节日乃至人生的每一天，让头顶的太阳每天都很新鲜。毕竟，我们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创作品，这就是我们每天都在过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