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带一路”上的中国文化传播，已经多点开花了，接下来的工作要把点状的成果串成线和面。

　　◎在越南、缅甸、柬埔寨等国家，我们的文化传播折扣比较少，他们遇到的发展问题跟我们比较相似，因此传播很快。非洲一些地方，像尼日利亚对中国家庭伦理剧和古装剧都比较接受，但有些点还需要整体打通。

　　“我们国家‘十三五’末要把文化产业做到GDP的5 %以上。文化产业里面知名度最高的是电影产业，这几年成长比较好、表现比较好的也是电影，去年票房超过400亿元，中国电影和外国电影在国内院线平分秋色，这说明国产电影数量、质量、市场占有率，包括相对稳定的观众群陆续建立起来了。在这个过程中，在‘一带一路’和互联网时代两个大背景下研究中国电影，或是把中国电影产业放到国际化大视域大格局中来看，都是非常有时代意义、有现实意义的理论研究。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连辑在日前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主办的“一带一路”与互联网时代的中国电影高端论坛暨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成果发布会上，如是评价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所长丁亚平及其团队所做的“中国电影海外市场策略可行性研究”成果。

　　在连辑看来，在“一带一路”上推广中国电影，面临五个方面的难题：一是国家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二是宗教差异；三是传播目标国家的政局稳定与否；四是其他电影强国的竞争和干扰；五是传播目标国家之间发展差异性大。这些问题直接关涉到中国电影走出去的方式和方法。“以第五点为例，哈萨克斯坦的人均收入要高于中国，但中国的综合实力却很强大，那么中国电影创作者面对哈萨克斯坦观众时就该充分考虑到自身的多元文化优势和哈萨克斯坦观众的消费水平及层次。而‘一带一路’上有的国家可能连电影院都非常稀缺，那这个条件下推广的中国电影和给哈萨克斯坦观众看的电影是不是要区分开来，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连辑说道。

　　针对上述问题，与会专家纷纷建言献策。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该项目课题组认为，中国电影的国际化传播是推动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走出去的重要途径，讲好中国故事，塑造中国形象，传播中国价值应从六个方面着手：在制度上建立健康的国际化制作产业生态；在中国电影国际化转型中要坚持中国立场、国际表达；进一步鼓励民营资本参与电影投资，推动中国电影的海外传播；要从互联网转型和数字电影中寻求突破；确立以亚太市场为基础、以欧美市场为辅助的区域传播战略；通过国际合作、合拍片，打造具有国际视野的中国大片。

　　在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看来，“一带一路”上的中国文化传播，已经多点开花了，接下来的工作要把点状的成果串成线和面。他认为电视剧比电影走得步子要快，“比如在越南，中国电视剧和网络小说非常受欢迎，中国文化在越南有点像美国文化在中国传播，越南的年轻人对我们的文化非常接受，尤其是家庭伦理剧、古装剧都相当受欢迎。还有我们的网络小说，在越南也非常有影响力，以至于越南文化部官员说中国网络小说在越南传播太广，造成越南一些年轻人都不太关注越南的主流价值观了。在越南、缅甸、柬埔寨等国家，我们的文化传播折扣比较少，他们遇到的发展问题跟我们比较相似，因此传播很快。非洲一些地方，像尼日利亚对中国家庭伦理剧和古装剧都比较接受，但有些点还需要整体打通。 ”此外，自2008年全球范围经济危机蔓延开来，即使是美国电影的海外传播也遭遇到了瓶颈。对此，张颐武分析认为，一是美国电影遇到了一些国家的文化抵御；二是其创新也乏力，制作成本太高。经济发展低迷导致近年出现了逆全球化的潮流，在这个背景下，中国高瞻远瞩地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是有重大意义的。

　　同时，张颐武还提到了近日《纽约客》上刊载的一篇《探寻内衣的秘密》的文章，文中讲述了中国商人在埃及等国家成功进行跨文化做内衣生意的故事。张颐武认为，电影同样是商品，最难的一关也是跨文化，在中国电影传播的过程中，能否借鉴中国其他行业实体走出国门的经验，值得深入研究。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胡克则举了英国导演大卫·里恩的电影在跨文化传播上的例子。他指出，从《阿拉伯的劳伦斯》到《桂河大桥》都是讲东西方文化冲突的电影，而美国导演斯皮尔伯格的“夺宝奇兵”系列也是成功进行跨文化传播的例子，在这方面李小龙和成龙都有非常成功的先例，值得我们借鉴和发扬。在胡克看来，商业大片和类型电影是较好的传播类型，如西部片和公路片等。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钟大丰认为，跨文化传播必然有文化隔阂和文化折扣，上世纪六十年代，香港的喜剧片、黄梅戏电影广泛传播到东南亚等国家，对于当时中国文化形象在海外建构起到了积极作用，导演李翰祥创作的一些鬼片在海外也很受欢迎。钟大丰认为，中国电影在海外传播的时候或许可以发行专门针对海外观众的版本以及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