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不能说的夏天》海报

　　深秋时节叶黄草枯，喧闹的蝉声早已不在，夏日也慢慢沉入记忆，而在此时，台湾电影《不能说的夏天》又让人听到了台东的蝉声。这部影片完全打破了大陆观众对台湾电影小清新之风的期待，它通过一桩校园性侵事件，探讨了如何唤醒假装睡着的人以实现社会公正这个十分严肃的话题。影片自始至终以台湾少数民族要求拆除美丽湾的事件为背景，两个事件形成互文，少数民族的抗议和呐喊声为受害女性的抗争提供勇气，以打破寒蝉效应的锁禁。

　　在打破寒蝉效应的主旨之下，影片同时还表达了鲜明的女性主义立场。像家庭暴力一样，性侵是严重伤害女性的一种行为，校园性侵更是有它的特殊之处：教师与学生地位的不对等，性别与权力关系的交叉，放大了施害者的便利与受害者的弱势，前者可以凭借身份、地位、威望掌握话语权，使后者在受到身体伤害之后，遭到单恋、攀附权势等流言的玷污，继续在心灵上受到伤害。影片正是描绘了这样的困窘局面，片中的女学生白白在被性侵后甚至产生了爱上教授的幻觉，妄想借幻觉的支撑逃离创伤的漩涡。影片充分地揭示了校园性侵的这种复杂性，通过辅导员王老师和方律师两位女性的努力，使受害女性完成了一场艰难的抗争。

　　然而，影片的意义并未止步于对男性施害者的声讨、对受害者的同情、对权力锁禁公正之声的揭示，而是在展示抗争的过程中，通过三位个性鲜明的女性人物，揭示出女性群体内部的多元、差异甚至对立。身为施害者的妻子，林律师忍受着丈夫背叛的痛苦，却竭尽全力为丈夫辩护，因为她要报答丈夫的知遇之恩——他是因她而蜗居台东，也因为她需要为儿子保全一个完整的家庭，为此，她不惜与男性施害者结为同盟，完全背叛自己的性别立场，站在女性受害者的对立面。而同样面临家庭危机的方律师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她没有因为母子情的羁绊而放弃事业，而且，她在为女性利益的抗争中，放弃了失败的婚姻，并逐渐认清了自我。辅导员王老师则是一个坚定的女性利益捍卫者，她单身，领养了一个女儿，在共同的抗争中，与方律师化解了过往的恩怨。

　　女性群体内部的差异是“后女性主义”的特征和问题。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第二波女性主义完成了从政治向文化的转向，使女性主义成为人文科学的一个重要视角，但当时的女性主义仍然保留着对两性平等的追求，保留着对“姐妹情谊”的信仰。九十年代以降，随着后现代主义、酷儿理论、黑人女性主义等的兴起，女性主义的“姐妹情谊”概念受到了严峻挑战，差异、矛盾分化了女性群体的同一性，女性主义的议题不再局限于男女两性，而且扩展到女性群体内部。从这个角度上看， 《不能说的夏天》不仅是女性主义的，而且是后女性主义的，它探讨了女性被性侵这个经典的女性主义的议题，但是，在处理议题的过程中却充分展示出女性自身的裂隙。

　　而这种裂隙的弥合是通过男性之死完成的。施害者之死使其他的女性受害者打破缄默，正义得到伸张，林律师也承担起了责任，对受害者给予了赔偿。另一方面，爱慕白白、坚守爱情、坚守美丽湾的男孩木宏因车祸身亡，如果说在他的身上体现出对正面的两性关系的期望，那么，这一期望因他的离去而化为泡影。影片最后一幕是白白蜷伏在母亲怀中，温暖、安详。当男人退场后，女性内部的分歧似乎也得到了纾解。从这一点上说，影片传达的是一个激进女性主义的信息——将男性驱逐出生活世界。但显然，两性问题的解决远比简单的驱逐复杂得多。从这一点上，影片所激发的思考已然超过了故事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