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准、仲呈祥、曾庆瑞、王伟国、张显等在研讨《马向阳下乡记》时表示，这部电视剧体现出——

真实的喜剧与喜剧的真实

　　与山东影视传媒集团一同投资了电视剧《马向阳下乡记》的中视传媒集团总经理王焰回忆起他们在合作之初时，他当时在心里问自己“敢不敢碰一下农村题材，能不能不被电视剧现在流行的势头所干扰” 。开播后，平均收视在1 . 8左右，网络点击率达到了7个亿，从一个侧面说明农村剧也能有收视。更可贵的是中国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在《马向阳下乡记》的研讨会上说到的一个现象，他接到好几个电话，都是搞社会学的、搞农村工作的同志在看完剧后给他打来的，他们谈到了这部剧，说看到了今天农村的真实情况。这就证明了，这样的作品才是真正表现这个时代的。

　　中国的新农村正在火红的建设中，固然涌现出了华西村等亿元村，但也存在着《马向阳下乡记》中的大槐树村这样比较贫穷的村子。 《马向阳下乡记》的导演张永新说，在他们拍戏的村子里，有位老太太嫁到这个村子50多年，她的足迹没有到过离村3公里以外的地方。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王伟国说，这部电视剧比较客观地反映了贫困农村大槐树村农民的生存环境，这个村的村委会处于瘫痪的状态，集体没有钱，村委会没有钱，大部分村民没有钱。村中的大部分中青年人出外打工，留下的老人妇女孩子，以及以刘世荣为守的刘氏家族实际上掌握着村里的实权。但是这种落后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山东万名“第一书记”下乡，贫困山乡也有了新的发展。

　　让人感兴趣的是《马向阳下乡记》没有回避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村面对的种种冲击、矛盾，也不讳言农民的种种短处，正因如此，才让人感觉真实。中国视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张显说创作者对大槐树村集体空心化、对农村的生态描写都很深切，对农民的意识、短视行为的描写也很深入。马向阳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环境里，像夹在工作之间的小媳妇，手忙脚乱。“马向阳与大槐树村民之间的观念落差、时代的落差，概括地说就是现代化和城镇化与乡村文化之间的落差，商业文化和农村文化的落差。 ”他说，马向阳是个旅游爱好者，他有过穿越式的经历，没想到他作为第一书记穿越到了一个蚊虫出没、鸡犬不宁的村落。他在城市商业领域的工作本事在村落里似乎无用武之地，这样的情境充满喜剧性。

　　而这一点也让《马向阳下乡记》不同于赵本山的“乡村爱情”系列。就像专家们点评的，它充分体现了真实的喜剧和喜剧的真实。“这是硬碰硬的功夫， 《马向阳下乡记》不是靠恶搞，不是靠巧合。不是靠无厘头，不是靠低级趣味，特别是不是靠拿别人的生理缺陷来开玩笑。 ”中国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李准说，导演和编剧深入生活，自身受到了触动之后，由衷地要讴歌这个时代，发现了现实农村生活特别在转型过程中间，那些真实的喜剧因素，并把它们加以概括，然后在剧中设立了一系列非常有趣味的情节。李准认为， 《马向阳下乡记》抓住了喜剧构成的关键：由于农村在物质生产水平、文化中间的一些因素，包括闭塞所导致的习惯、性格想法的落差，这些真实的原因必然阻挠农村现代化的进程，必然阻挠城市干部下乡、必然要阻挠土地流转。“这是一种非常可笑的做法，但是一些农民一直在坚持这种想法。但时代在前进，决定了这种旧的做法、旧的习惯，必然最后要以可笑的失败为结局。 ”李准说。

　　喜剧绝不是在宾馆里生编出来的，喜剧也来源于生活，根基扎实、接地气，喜剧效果才水到渠成。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曾庆瑞说， 《马向阳下乡记》不是漫画化来表现的，而是真实展现这些农民在求得摆脱贫困致富的道路上，所遇到的生活中种种的矛盾，所遭遇到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人内心之间的矛盾戏剧冲突，从而引发的笑料。他还批评了一些电视剧中对于农民形象描写的毛病，“农村在当下的娱乐世界里面，毫无疑问是一个被任意改编的对象，或者是作为沉默的大多数出现，充当一个‘被看的角色’ ，成为城里人满足猎奇心理的一个对象，或者是成为某种原始野性的对象，来被都市人幻想为原始魅力的地方。 ”因而，就像王伟国说的，“马向阳领导着大槐树村的广大农民，通过修路、办超市、建蔬菜大棚、建大槐树煎饼公司、建旅游公司、农家乐和真正的土地流转，提高了广大农民摆脱贫困致富的积极性，大槐树村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正在朝着逐渐自觉的方向走。另外一方面，马向阳通过一系列文化举措，在村里建电脑室、文化室、广播站、淋浴室、打扫卫生、科学种地、引进‘青育三号’等等，特别是保卫大槐树和土地流转的大辩论中，让农民逐渐建立起自信，使农民拥有人格尊严和自主意识，马向阳有意无意地站在了大槐树村村民的立场上，实现城市人和农村人之间的人格平等的愿望” 。这种农民形象的转变更加令人欣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