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在波澜壮阔的百年党史中寻一革命理想的冲锋号，那非李大钊的《青春》莫属。 “春日载阳，东风解冻，远从瀛岛，反顾祖帮……致我为青春之我，我之家庭为青春之家庭，我之国家为青春之国家，我之民族为青春之民族。 ” 1916年，年仅27岁的李大钊面对风雨如晦、摇摇欲坠的国家夜不能寐，提笔写下了这篇8000余字的名篇，发表在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2卷第1号。虽然满目疮痍，内心焦灼，但《青春》里的文字却生气盎然，熠熠生辉，不见丝毫颓废，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和对奋斗的召唤，今天读来依旧让人心潮澎湃、热泪盈眶。李大钊不仅以笔叫醒青年、唤醒时代，更身体力行，致力于青年启蒙，做青年的良师挚友，鼓励青年为建设蓬勃朝气的新中国不懈奋斗，在中国大地上撒下了革命理想的种子。

　　从“愿化作震碎旧世界惊雷”誓言中取意化名的张太雷，曾被李大钊称赞“学贯中西，才华出众” 。受到五四运动的感召，张太雷毅然坚定地走上救国为民的革命道路。年轻的张太雷曾在共产国际的舞台上，为同样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振臂高呼，那样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他曾在给妻子的家书中这样写道：“我们现在离开是暂时的，是要想谋将来永远幸福……这是一件何等快乐的事呵。 ”信中的“幸福” ，就是张太雷孜孜以求的共产主义理想，就是他用一生去践行的炽热初心。

　　中共一大代表中最早辞世的王尽美，曾在弥留之际向身边的同志留下遗嘱：“希望全体同志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及全人类的解放和为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王尽美依旧为革命工作殚精竭虑、呕心沥血，而这一切都来源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不懈追求。王尽美聪颖好学，但乡村教育的黑暗、师范教育的腐败，让他失望和痛恨。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浸润和精神洗礼下，王尽美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奔波各地开展工人运动，为革命工作抗争不屈、奋斗到底。

　　作为最早提出“中国共产党”名称和“组织共产党”主张的蔡和森，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为寻求革命真理，他赴法勤工俭学。在他心中，马克思主义就是光，他以手中之笔，为4亿中国同胞的思想心灵引路导向，虽患有严重哮喘，却拖着病体“猛看猛译”马克思主义著作，一生中写下了70余万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述。他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并身体力行地去践行这份誓言，于渺小的身体里释放出“开天辟地”的革命伟力。

　　16岁从贵州崇山峻岭中奔赴理想、投身报国的水族少年邓恩铭，是中共一大唯一的中学生代表，也是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他知恩知孝，当因投身革命无暇顾及家人时，他深感愧疚；虽有叔父在官场任职，他却从未寻过便利，时刻警醒自己要清清白白做人；虽吃穿不愁，他却宁愿穿旧衣破衣，也要省下钱来买书读。他舍生取义、视死如归，三次被捕、两次越狱，为革命事业义无反顾，受尽折磨，直至牺牲。

　　作为陈独秀的长子，聪颖博学的陈延年是毛泽东眼中不可多得的人才。然而，为寻真理，实现抱负，陈延年毅然放弃优越安稳的生活，自食其力，甘做革命苦行僧。生活的艰辛、革命的艰难磨炼出他钢铁般的意志和铮铮铁骨。遭叛徒出卖被捕后，面对敌人的酷刑，陈延年坚守信念、咬紧牙关、宁死不屈。刑场上、屠刀下，伤痕累累的陈延年依旧大义凛然、毫不畏惧。“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绝不跪下！ ”

　　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瞿秋白为革命事业付出自己全部的精力和心血，即使在遭受不公正对待时，立场坚定的他依旧没有消沉退缩，拿起笔继续战斗，写杂文、发评论，与鲁迅一道成为左翼文化运动中的急先锋。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温文尔雅的文弱书生，却有着自己的固执与倔强。身陷囹圄时，面对敌人的甜言蜜语和威逼利诱，他说： “我情愿做一个不识时务笨拙的人，也不愿做个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 ”即使是最后走向刑场，他依旧泰然自若，哼唱着自己翻译的《国际歌》，微笑着说“此地甚好” ，漫步而至，盘膝而坐，慷慨就义。没有一丝犹豫，更没有一点慌张，他以自己柔弱的身躯挺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青春，应是人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然而对于27岁的王尽美、 29岁的陈延年、 29岁的张太雷、 30岁的邓恩铭、 36岁的蔡和森、 36岁的瞿秋白、 38岁的李大钊来说，生命在那个数字上戛然而止，永远定格了。但青春无悔，无论是“挽回民族之青春”的李大钊、 “谋将来永远幸福”的张太雷、 “尽善尽美”的王尽美、 “忠诚印寸心”的蔡和森，还是“我身先死”的邓恩铭、 “绝不跪下”的陈延年、 “辟光明之路”的瞿秋白，他们都以红色作底，以衣襟为旗，用自己的鲜血，汇聚成中华民族革命胜利之源泉，实现了对共和国的拳拳之心、对党和人民的忠诚诺言，虽生命短暂，却生如夏花。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杂志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