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诗歌的“深度写作”，那肯定有一个潜在的对立面——“浅显写作”。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口水诗、废话诗。这是语言上的“浅显”，话语无味。第二，简单的事件记录，没有诗意提升，成为所谓的“日记体”“罗列体”。这是叙述上的“浅显”。第三，很多的诗歌往往成为个人生活和情绪的简易记录，这当然很重要、很有意义，但读者希望这种个人情绪能够与时代经验、公共期待产生深刻关联，涌现出真正的“时代之诗”。如果诗人没有很好地实践这一点，就体现为一种写作志趣上的“浅显”。

　　正是因为对这些“浅显”感到不满足，我们在当下的历史语境中提倡“深度写作”。当下的这个历史语境是什么样的语境？我们常听见一句话，“现实比小说还精彩”，这对小说写作提出了挑战。对于诗歌写作而言，何尝不是如此呢？面对如此丰富多彩的现实经验，如果我们的诗人只是简单地记录一下事件碎片，抒发一点不痛不痒的个人感受，再加上语言上的无趣，那么，读者怎么可能买账呢？如今的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短视频充斥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呈现事件细节，短视频可能会比诗歌甚至所有的文学体裁更加直接。在这样的情境下，文学特别是诗歌的优势在哪儿？这是我们必须追问的。这关涉到诗歌在新媒介语境中的存在价值问题。

　　诗歌的深度写作，需要诗人具备一种总体性的视野。诗歌创作讲究“妙悟”，讲究艺术直觉，诗人刹那间的感受，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要写好“这一刹那”，诗人心中要有一个复杂的坐标系。从时间的维度上看，太阳底下无新事，今日之事，古已发生。从一个长时段的历史来观察当下，我们才可能获得一种动态的、鲜活的认知。从空间的维度看，不同处境、不同位置的人，可能会对事件有不同的看法。从多个角度观察问题，我们才可能获得相对全面、辩证的理解。诗歌处理的，大多是个体性的经验，包括所经历的、所观察到的，但我们需要把这些个体经验放到时代的总体氛围中进行考量，在诗歌创作中更好地处理个人性与公共性的关系。实际上，这是很多艺术门类的普遍创作经验，正如匈牙利文艺批评家卢卡奇所说：“每一种伟大艺术，它的目标都是要提供一幅现实的图画，在那里现象与本质、个别与规律、直接性与概念等的对立消除了，以致两者在艺术作品的直接印象中融合成一个自发的统一体，对接受者来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经由这样的总体提升，诗歌呈现的是个人的鲜活体验，但也能折射出时代的总体经验。

　　我们现在常说，要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一方面，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生动实践，本身就是史诗性的。另一方面，我们要以史诗性的作品来反映这些创造实践。在这方面，诗歌不能缺席。诗歌总体上是以抒情见长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及物性、叙事性在诗歌创作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强调。新世纪以来，长诗作品纷纷涌现。这说明诗人试图用诗歌这一独特的文体来把握现实的复杂经验。在长诗写作中，总体性的视野显得尤其重要。写作短诗，灵光一闪，一首好诗就可能诞生。可是写作长诗，诗人需要围绕一个主题和题材进行深入的挖掘，把握好叙述推进的节奏，使之呈现出内在的连贯性。我们看到的很多长诗，其实是很多短诗的集萃，这一首和前一首、后一首之间往往是缺乏内在关联的。这些诗之间只是靠主题和题材的相关性凑在一起，很难称得上是真正的长诗、史诗。最重要的是，我们总是对长诗、史诗有这样一个潜在的期待：它真正深刻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呼应了我们这个民族丰富多彩的心灵密码。这样的长诗、史诗，需要具备时代意识、宇宙意识、人类意识。这对诗人的思想能力、精神体量、表达能力甚至体力耐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诗歌的深度写作，需要诗人将现实经验有效地转化为诗歌经验。的确，现实经验和诗歌经验之间并不存在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有时候我们不需要对现实进行太多的转化，诗意就自动生成了。最有名的一个例子是美国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诗作《便条》：“我吃了/放在/冰箱里的/梅子/它们/大概是你/留着/早餐吃的/请原谅/它们太可口了/那么甜/又那么凉”。如果把这些“/”（断行符）去掉，它真的只是日常生活中的留言条。可是，一旦断行排列，把它当作一首诗来读，这里面就包含很多的意味：一对情侣之间，一场不必要的“道歉”，却彰显出了“那么甜”的爱情。但是，即便有这样一些个例存在，我们还是很容易地形成共识：诗歌经验毕竟还是不同于现实经验，诗歌语言大多数时候不等同于日常语言。有时候，读者面对一些语言太贫乏的诗，特别是一些口水诗，会自然而然地发出疑问：这也算作诗？实际上，诗人即便使用日常语言来写作，也必然经过严格的拣选、提纯，使之真正具有诗性。

　　这个转化的过程，不仅涉及语言问题，还涉及诗人的创作视野、情感转化等问题。比如，一有什么热点事件，无论是喜事还是灾祸，很多诗人都会以诗歌来紧跟时事。这当然是好事，体现了诗人的参与意识、担当意识。可是，等到热点事件过去了，还有多少诗仍被读者记住呢？很多时事诗有了新闻性，但却缺乏了文学性、诗性。这可能与创作时间上比较着急有关。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写作者能表达的，只能是观察到的简单细节以及产生的点滴感受。可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诗歌写作需要时间上的沉淀。经过这样的沉淀，自然情感摆脱了具体的人事利害的局限，并有可能与某种更加深厚、更加广大的情感相关联，进而转化为诗歌创作中所需要的艺术情感。所以，鲁迅说：“我以为感情正烈的时候，不宜作诗，否则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华兹华斯认为，诗“起源于在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这实际上都是在强调，诗歌创作需要经历一个将现实经验有效转化为诗歌经验的过程。

　　诗歌的深度写作，需要我们的诗歌作品深度地嵌入这个时代的精神生活。这关涉“诗歌如何写”和“诗歌如何传播”两方面。诗歌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为新事物命名，赋予新事物丰富的文化意味。唐诗中的那些名句，涉及的那些人名、那些地名，深深地刻在我们的文化基因里。比如黄鹤楼、桃花潭等，因为崔颢、李白等人的诗句，成为了人们争相奔赴的文化景点。也正因为这样，这些诗歌真正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对于新诗而言，要真正落实“深度写作”，就必须在创作层面为我们这个时代涌现的新事物、新现象、新经验进行有效的命名，保持与时代生活的紧密联系。当下，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诗人们所面对的现实生活越来越同质化；与此同时，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很多的“新科技”超出了大多数诗人的理解范畴。在这样的氛围中，诗人们的“命名”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他既要把握新事物的特征，又要倾听整个时代的脉搏，并寻找到恰切的、有传播力的语言进行命名。

　　这种“命名”的成功与否，还与诗歌的传播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新诗创作群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献给无限的少数人。”的确，诗人在创作过程中主要考虑的是如何表达才更为有效的问题，过多迁就读者的阅读趣味，反而可能写不出好诗。作为一种最讲究语言艺术、最追求陌生化的文体，诗歌在读者接受层面面临着诸多的困境。但是，从另一个层面看，真正优秀的诗歌作品，反而容易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追溯漫长的中外诗歌史，那些真正留在人们心中、留在文学史中的诗作，大都达到了“雅俗共赏”的美学境界。因此，我们强调“深度写作”，不是要求诗歌的语言一定要艰深晦涩，恰恰相反，它应是以恰切的语言，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深度地表达了这个时代，深入地参与这个时代的精神生活，在与大众的互动中产生广泛的“艺术公赏力”（王一川语）。